連日讀澤田瑞穗《地獄變》（修訂本，平河出版社，1991）、《中國の庶民文藝—歌謠、說唱、演劇》（東方書店，1986）、《中國の咒法》（修訂本，平河出版社，1984，1992）以及《中國の民間信仰》（工作舍，1992）四種。

這是夏天赴京都大學訪問時買回來的，一直沒有時間細看。日本學術界對于中國民間生活現(xiàn)狀的調查以及民間文藝資料的收集，一直相當用心，不僅有各種漢學家在中國的旅行記錄，還有很多特意來調查，如常盤大定、小柳司氣太對佛教道教史跡的“踏查”（日本人不用“調查”而用“踏查”這個詞，郢書燕說的話，倒是突出了田野調查需要親自走到的意思）。以前曾經(jīng)看日本鳥居龍藏在晚清貴州的調查報告，其詳細和深入，就讓我這個在貴州生活十七年的人相當吃驚，至于滿鐵調查所后來在華北的各種大規(guī)模社會調查，就更不用說了。所謂研究“活著的中國”這一口號背后，當然有復雜的政治動機，但是無意中也改變著日本中國學傳統(tǒng)的方法和風氣。

我所感興趣的是，在澤田瑞穗的書中有很多“活著的中國”和“藏著的歷史”。如《地獄變》中講地獄傳說與泰山信仰，《中國の咒法》中講“見鬼”、“詛咒”、“蠱毒”、“雜卜”、“厭勝”，特別是《中國の民間信仰》中講的“殺人祭鬼”和《中國の庶民文藝》中講的清代民間歌謠。所謂“殺人祭鬼”是宋代中國很流行的習俗，它讓人想到，這么文明的表面下，何以有這樣野蠻的風氣？而清代歌謠中的《繡荷包》、《寡婦上墳》、《小郎兒曲》，何以流傳至今仍有人喜歡？所謂“宗教研究”之“三重證據(jù)”，一直有人講，卻很少有人做或者很少有人做得好。所謂“三重”，一是考古材料，今天考古材料已經(jīng)很多，考古學家的解釋也很多，但考古學界比較重視早期，至少也得漢以前，而做宗教史的又常常把考古界的研究當作“行外”的東西，充其量是“參考消息”；二是文獻，這當然是最普通的研究方法，日本和中國學者在宗教研究中最擅長的就是這一方面，這不必說；三是民俗調查，日本人接受西洋人的人類學民俗學方法比中國快，收集資料也因為有錢而更多。

澤田氏的研究在這三方面均可看，中國宗教研究常注重“史”，但一說到“史”，總是容易進入書齋學院而忽略田野鄉(xiāng)村。其實，當年顧頡剛做“孟姜女”、“妙峰山”，已經(jīng)開了風氣，只是后來未成為潮流。我曾在傅斯年圖書館看到那里所藏的民俗材料，但不知為什么，在歷史語言所主導的史學主流里，這些東西似乎不很有地位，盡管早就有人提倡“走向田野”。

（1994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