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歷史之終結與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李永熾譯；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3）與亨廷頓《文明的沖突》一書恰成對比。福山以為黑格爾所敘述的“歷史”是從“尋求承認”出發(fā)的，人類文明即由此一內在力量所致，其基礎既非物質欲求與達到物質欲求的計算能力（理性），而在于“人”與“動物”唯一根本差異處即柏拉圖稱來自“氣魄”的“精神”。然而，二十世紀末期將臨之時，以蘇東解體、中國改變，宣告了拒絕承認“人之尊嚴”的體制的瓦解，而以承認“人之尊嚴”的民主、自由政體為大多數(shù)人接受，宣告了“歷史的終結”，同時也宣告了“人”之歷史的結束。當此一時刻到來之時，人類將走入一個黑格爾“歷史”所不能籠罩的時代。

看上去，他與亨廷頓宣布“文明沖突”來臨有相當大的差異，表面上看，福山的樂觀與亨氏的悲觀恰成相反，但若從深處分析，卻恰恰殊途同歸。第一，兩人均希望提出一種全新的解釋框架，以全面說明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現(xiàn)象；第二，兩個人都承認一個新時代即將到來；第三，兩人都不同程度承認了過去歷史中的種種看似合理的沖突（所謂正義與非正義、革命與反革命、民主與反民主、自由與反自由、道德與非道德）的基礎，全然是“歷史之虛構”或“意識形態(tài)之需要”，深入追問其依據(jù)的時候，原來卻來自“自強”或“自尊”的需要。

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福山不認為冷戰(zhàn)時代結束之后，還會有新的虛構的差異作為沖突的基礎，而亨氏則以“文明”為實在之差異，將構成新的沖突的基礎。

（1997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