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辛格：我在這里看到的也不是前沿防線，而是一些可能性，借助于它們有可能將文化概念的幾個角度——對我們專業(yè)尤其重要的角度——標識出來。在我看來，文化一直是一個決定性的主導概念。有了文化這個概念，我們的專業(yè)可以更清楚地區(qū)別于社會學。當然，社會學也并非僅僅在嚴格意義上研究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根本不考慮客觀世界。與社會學不同，對我們民俗學專業(yè)來說，客觀世界由人創(chuàng)造出來又反作用于人，客觀世界有獨立的存在方式，這樣的客觀世界才是我們的核心對象。我還得說，我們的重音是在日常生活上，或者說，在這個客觀世界中不那么顯眼的內容和結構上，也在那些日常的東西呈現為單調的地方。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說到程式化和儀式化，日常生活的結構被看作同義反復的——也就是說，不僅僅是重復的，經常是不表達任何內容的重復。不過也總是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發(fā)現，這或者是由于外在的事實發(fā)生了改變，或者是觀察者本身的視角發(fā)生了基本的改變。我現在想到的是關于女性研究、社會性別。在圖賓根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樣，這個題目好長時間一直被視而不見。我還能回憶起，最早是一些女大學生的課堂報告引發(fā)出這個題目。一開始我?guī)缀醪荒芟嘈潘齻冋谥v的是什么內容，這些內容在我們的研究中幾乎根本沒有出現過。我去翻看了自己從前的著作和關鍵詞索引，結果是相當令人失望的。我的博士論文里有單獨的一章“性別”，在里面我寫了關于女人和男人在民間文學講述過程中的不同行為。在這之后，這個題目最多就是一帶而過了，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投向這里的視線有多么昏聵。

柯尼希：這與在LUI里，教師群體主要是男性有關系嗎？能說這是根本上的原因嗎？

鮑辛格：似乎沒有真正的有說服力的原因。我倒是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女性自身的態(tài)度有關，當然也受總體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受男性主導的大學結構的影響，至少在早期是這樣的。有不少非常優(yōu)秀的女畢業(yè)生，她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走上學術之路，當然也沒有人被鼓勵走這條路。研究所里僅有的幾個職位，首先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為男性所占據。不過我們不要更詳細地討論這個問題，不是因為它會讓我感到難為情，這不一定是個關于“不引人注意的事物”的好例子。

也許應該提及一下，在安排日常生活方面，出現了日益增加的多樣化的可能性。這使得當代研究變得引人入勝，也變得更為艱難。無論是購物行為、飲食文化、服飾風格，還是音樂愛好，好像到處都是混亂的關系，你不得不去發(fā)現秩序的結構。在歷史研究中，歷史的改變也導致了多樣化的出現，它們也涉及小東西和不引人注意的關聯。

柯尼希：這種謙虛低調的姿態(tài)，是不是也暗含著將這一學科貶值的危險呢？或者換句話說，別人是否會因此以為這個專業(yè)就是負責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進而輕看這個專業(yè)呢？我還能記起在博物館工作時遭遇的處境：一涉及物品和收藏，民俗學就有很大的“合理性”壓力，尤其當博物館遠離經典意義上的收藏任務，想要系統(tǒng)地、有結構地收藏工業(yè)化社會中的日常物品時。

鮑辛格：毫無疑問，有這樣的危險。我們一直用一句精美的表述來救自己：“凝神于無足輕重之事”。這是浪漫主義時代為格林兄弟的工作打上的印記。這并非那么順利。當時，格林兄弟用這樣的話來回應那些來自熱衷古代文化者的批評意見。直到現在，我們還得直面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看法：這些看法或者以“屈尊的友好”的態(tài)度稱我們的研究為“可愛”，或者認為它既非高雅又缺少學術含量而干脆擱置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