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跡象反駁了這樣的觀點，即技術已經(jīng)闖入了一切承載民間文化的共同體形式并且瓦解了它們。這一論點的理論基礎是默認了上文已經(jīng)質疑的共同體與社會的對立。毫無疑問，技術所加劇的流動性使交往變得更加廣泛并且瓦解了傳統(tǒng)的群體；例如，交際圈或交往圈的生活常常代替了古老的鄰里關系，而這種生活也是各種社團結構的特征。但群體生活的強度總體上并不遜于從前。有時，技術現(xiàn)象甚至創(chuàng)造或促成了新的群體。那些由同一個牌子的汽車、尤其是小輪摩托車組成——常常由生產(chǎn)工業(yè)部門發(fā)起——的社團，很快就擁有了一般社團的特征而且絕不限于共同出游；例如，旺根的蘭布雷塔（Lambretta）俱樂部接受委托定期舉辦的保齡球晚會。

有時技術設施甚至有助于重整或新建“共同體形式”。共有的冷凍設備常?？梢园研〈迓浠蛐〈迩f聯(lián)合起來，盡管形成鄰里紐帶以及其他村落共同群體的前提不再存在。盡管農(nóng)業(yè)機械化取消了許多古老習俗的根基，但使用機器來勞作，有時也成為共同節(jié)慶的理由：例如，在多瑙河流域施瓦本地區(qū)的一些村莊里，脫粒結束時要裝飾脫粒機；在黑森州北部，脫粒節(jié)甚至獲得了“機器”這樣的名稱，這時農(nóng)民要邀請在用脫粒機勞作時曾幫過他的鄰居們來參加。

所以，看一看社會基礎就會明白，以自然而然的方式滲透民間世界的技術給民間文化帶來的不是終結，而是改變。留待回答的問題是，民間世界植根于其中的宗教深度，是否與技術現(xiàn)象處于無法調(diào)和的對立之中，以至于由此引發(fā)的全部對立都得到解釋和辯護。恩斯特·云格爾在《勞動者》一書中寫道，沒有哪個基督教牧師會“懷疑，在人們用電燈泡來代替的長明燈中，看到的不是神圣之事，而是技術之事”。這種觀點承認蠟燭本身與神秘之物的聯(lián)系，而否認電燈具有這種聯(lián)系。這種觀點談到技術的自身規(guī)律就在于把一切事物都引入暫時性領域而不可能承認永恒價值，只有就這一點而言，它才是正確的——但它沒有認識到，技術總是能夠被使用的，技術的成分也可以不斷地適應宗教形式。云格爾提出的有限理論原則上的對立，證明了這樣的實際情況：即民間虔誠的古老形式也主宰著使用長明燈供電的教堂地區(qū)；甚至在大型的朝圣者列車（其結構像時髦形式的“舞蹈快車”）上，也用麥克風來誦讀傳統(tǒng)的朝圣禱告。不言而喻，這些形式有許多改變，但技術絕沒有取消并毀壞所有形式。

在機動車的祝福中，技術世界與民間宗教信仰的相互交織變得特別明顯。在如今的天主教地區(qū)，這種祝福非常流行。作為古老的旅行守護圣徒的圣克里斯托弗變成了汽車駕駛員的保護圣徒。或許這種守護圣徒是從法國傳入的，在那里，克里斯托弗徽章在戰(zhàn)前就比我們這里更流行；這條路線還沒人來研究；在德國，機動車儀式一般不是在7月的克里斯托弗節(jié)，而是在5月1日或者當?shù)氐慕虝ネ饺张e行。近年來，在戴姆勒—奔馳每年舉辦的機動車儀式上，連兒童們都參加了兒童雙輪踏板車賽；我們不能把這些現(xiàn)象視為時髦的兒戲。

給農(nóng)業(yè)機械和機動車授予的“克里斯托弗祝?！辈糠值厝〈藗鹘y(tǒng)深厚而生動的馬匹祝福。不過，應該注意到，馬戲演員的各種繞場儀式和神圣的騎馬節(jié)在近年里絕沒有減少，參加的騎手和馬匹的數(shù)目在任何地方也沒有銳減。這部分地可以理解為一種“擴展”的結果：現(xiàn)代的機動車祝福也使古老的馬匹祝福重新獲得意義并且廣受歡迎，但這背后也存在著一種相反的運動，這種運動把活生生的有機自然與機械化的技術環(huán)境分開，并以感傷的形式使“自然”從環(huán)境中突顯出來。所有種類的花節(jié)——從母親節(jié)到圣瓦倫丁節(jié)——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在此都有依據(jù)，不能被僅僅簡化為商業(yè)的推動。不應忽視這些相反的運動，我們在下文中將多次談到它們。不過，我們必須把它們理解為從屬的運動，不能認為它們等同于前技術時代人與自然環(huán)境的關系。對于這些運動來說，其背景也是技術的“自然性”和理所當然性，只是其自然性或理所當然性在多少有些自覺的反抗中被突破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