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上海大學成了培養(yǎng)共產黨干部的學校。該校建有中共組織，博古入學不久，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結識了許多著名共產黨人。

翌年10月，19歲的博古突然被淞滬警察廳逮捕，但因查不到什么證據，第二天獲釋。不久，中共黨組織決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學習。

于是，博古進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學，成了米夫的學生，成了王明的同學，成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在莫斯科的四年留學生涯，為他后來成為中共中央負總責打下了基礎。

就在這時，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位年輕的中國女性出現在博古面前。

這位女性原名劉琴仙，參加革命后，她嫌這名字不夠“革命”，取其諧音，改為劉群先，“群眾先鋒”之意。她是博古的同鄉(xiāng)，無錫的女工。她的出身頗苦，從小死了父母，自己做童工維持生活。她先是織發(fā)網，后來成為紡織工人，投身工人運動，以至成為“群眾先鋒”——女工領袖。于是，她作為中國工會代表之一，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大會。

劉群先不懂俄語，中共黨組織指派了一名留學生充當她的翻譯。這位留學生，正是博古。

異國遇同鄉(xiāng)，他倆用無錫話交談，一下子縮短了彼此的距離，一見如故。

就這樣，他們彼此深深相愛了。

1930年5月，博古回國不久，就和劉群先結為伉儷。那時，劉群先在中華全國總工會擔任宣傳干事。

翌年，24歲的博古，由于歷史的機緣成為中共中央負總責：倘若不是米夫出任共產國際代表，王明不可能上臺；倘若不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有過“共同戰(zhàn)斗”的友誼，王明也就不會視他為心腹，不會把奪得的中共中央大權交給這位無錫小伙子。

博古，只在上海大學學習了一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四年，沒有多少實際工作的經驗。

這樣一位“嘴上沒毛”的小伙子，出于王明小宗派的需要，才被推上了中共新領袖的地位。

政黨的成熟，首先要有成熟的領袖。中國共產黨才“十歲”，還是一個幼年的黨。

綜觀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史”，可以看到，自從1927年7月12日陳獨秀“不視事”起，至1931年10月18日博古上臺，頻繁地在更換領袖，簡直像走馬燈一般：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fā)、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在這中間，曾經一度主持過中共中央工作的還有周恩來、蔡和森和李維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