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幾個星期，保黃開始對我進行“忠誠”教育。那時，我對蔣介石的認識還十分模糊，既談不上嫌惡，也無特殊好感。記得小時候隱約聽說，蔣介石是靠屠殺奪權(quán)得勢的，不免對他有些懷疑。但對共產(chǎn)主義的恐懼，以及在布魯塞爾大學的三年聽到的是一片對斯大林的譴責，使我深受影響。蔣介石雖曾長期拒絕抗日，如今卻正在和日軍作戰(zhàn)，他已成為抗戰(zhàn)的象征。保黃說： 若非共產(chǎn)黨作亂，不斷制造麻煩，釀成災難，中國早就富強起來了。共產(chǎn)黨是受命于莫斯科的，企圖把中國出賣給蘇俄，所以蔣介石不得不花多年時間從事討伐。正由于內(nèi)戰(zhàn)，當時才避免和日本交鋒。蔣介石只是以空間換取時間，作好抗戰(zhàn)的準備，卻因此受到不公正的責難。當時我知道的情況極少，又認為政治枯燥乏味，和自己不相干，并沒有把保黃的一番話完全聽進去?！拔覀円箲?zhàn)到底……這是偉大領(lǐng)袖說的?！边@句話透過保黃朝氣勃勃的聲音，聽起來明白無誤，十分正確，它曾使我相信，蔣介石是中國抗戰(zhàn)的惟一捍衛(wèi)者。保黃尤其想使我明白，我通過他也就取得了國家與民族的認同，我并未意識到自己只不過變成了一個有勢力的軍事派別——黃埔軍人派——的附屬品。這個派別便是蔣介石的權(quán)力支柱。

“武漢不能放棄”，香港的中文報紙叫嚷著。三天之后我們乘特別快車奔赴武漢，希望那里進行著的激烈戰(zhàn)斗，不要在我們到達之前就結(jié)束……

在香港我訪問了比利時銀行，因為赫斯給了我他在那里的一個朋友彼耶爾·馬居林的地址。我把寫給赫斯的一紙短箋交給了彼耶爾。短箋中告訴他我要到武漢去。

三十年以后，彼耶爾·馬居林仍在香港，仍在比利時銀行，仍是那樣和藹可親，足智多謀，那樣寬膀肥腰，一點兒沒變。

“那天下午我記得很清楚，”彼耶爾說，“你穿了一件中國旗袍，那種廣東當苦力的婦女在夏天穿的黑色香蕓紗旗袍來到我的辦公室。我記得你衣著很差?！?/p>

“我當時正準備去打仗呢！”

“而且你還哭了。哭得多厲害，號啕大哭，真像個小女孩！”

他忘記我當時是為什么哭了。當時我告訴他，我離開了比利時，放棄了我的學業(yè)，和路易斯分了手。我是按這個次序講的，我還告訴他，赫斯要我到昆明去，可是我決意去武漢，而且我要和唐保黃結(jié)婚，因為他非常愛國，富于理想，對人真誠，我從來沒有遇上像他那樣的好人。當時我還問彼耶爾，“你認為中國會打敗嗎？”他回答說：“這很可能，日本是很厲害的……武漢將失守……”聽他這樣說，我才號啕大哭起來。如果中國打敗了，如果我們不得不向日本屈服，我想我也活不下去了。彼耶爾開著他的汽車，帶我出去兜了一陣，并讓我用了他的手帕，這樣我就好了一些。彼耶爾說：“中國的情況很糟。軍隊沒有醫(yī)院，沒有藥品。詐騙和貪污成風。蔣介石政府中的大人物都在撈錢。你該去問一下這里的國際紅十字會，有一個名叫希爾達·塞爾溫克拉克的女人在征集醫(yī)藥用品。但是中國有一個巨大的藥品黑市。這些事當然不要去傳播，要不然會損害中國在國外的名聲……”接著彼耶爾給了我在武漢負責紅十字會的林可勝醫(yī)師的地址。他開著汽車沿著香港的環(huán)島公路繞行上山。我茫然地望著美麗的風景，在遠處隆起的光禿的山丘那邊，便是中國大陸，便是武漢，那里正在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戰(zhàn)斗……

在從香港到武漢的火車旅程中，保黃繼續(xù)對我進行著道德教育，他要把這個作為我們之間關(guān)系的一種模式。最初我毫不猶豫地加以接受，后來卻對之極其厭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