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經驗歷史指的是實際發(fā)生，被人們經歷到并記錄下來的歷史，那么，我們是否應將它視為比“心態(tài)史”或我從記憶與文本分析所得的那些歷史更真實的過去？其實不然，一個事件的發(fā)生，不一定會被人們注意或經歷到，我們對外界的經驗是透過文化而感知的，當此種感知被書寫時，它又受社會之敘事文化所模塑（如方志文類讓我們知道如何選擇事件、人物，如何進行描述而產生意義）。因此我不是懷疑所有的史實，或被記錄的過去經驗，而是一個事件的發(fā)生，它被關注、被經驗、被書寫，本身便值得研究并可能透露另一些歷史知識。這也就是the knowledge of representation（表述的知識）與the knowledge of revelation（揭露的知識）之別。

張原：就像馬林諾夫斯基說的，神話是社會的憲章，您似乎也有這樣的取向，因此很多時候您是通過神話或傳說里面的符號去展開研究。是否可以這樣說，您雖然是對這些神話傳說進行了結構的分析，但最終還是要回到經驗的層面。那怎么去體會一種經驗的歷史呢？我記得您是用“微觀過程”這個概念，可是“心態(tài)史”可能是長時段的，像神話傳說是可以貫穿整個歷史的，那這種“微觀過程”怎么去表達一個長時段的歷史呢？還請您再闡述一下。

王明珂：我強調的這種微觀的研究，其實是在我的田野里面的眾多體驗中產生的。我覺得我們歷史學的研究常常忽略了這個方面，我們只看到long term（長時段）的大變化，而沒有看到這個變化究竟是怎么發(fā)生的。我認為歷史變化常常是在很親近的人群間的互動中發(fā)生，當然我主要的例子是在“漢化”這個方面。

譬如我們常常說，華夏對夷狄的寬懷態(tài)度是“夷狄入于華夏則華夏之”。從一個長時段歷史來看，一地方的人，譬如鮮卑人從平城遷到洛陽后，就習華語，穿華夏衣服，用華夏姓氏，最后就完全變成華夏了。我覺得像這類研究，并沒有看到這些變化是怎么產生的。我在大陸版的《華夏邊緣》那本書里面舉了北川的例子來說明。這過程就像將一炷香放在地上燃燒，有一半還沒有燒，一半已經燒完并碳化，沒有燒的那部分就是被稱做“蠻夷”的人群，燒過的部分代表已漢化的人群；其實最重要的不是描述未漢化與漢化那兩段間的差別，而是中間進行的燃燒作用。這個“燃燒作用”常常是發(fā)生在很親近的人群之間，相互間有日常接觸的，而且經常是你嘲弄我，我辱罵你。我夸耀自己的漢文化，我說我過的中秋節(jié)、端午節(jié)比你的習俗地道些。在那些閑言碎語中，以及因此造成的攀附與模仿中，漢化過程便慢慢進行。

在這樣的研究里，我也希望能因此化解一些表面化的知識，譬如“漢人歧視蠻夷”這樣的論述。當然，我們知道有些漢人士大夫會歧視“蠻夷”，有些漢人士大夫對此胸襟比較寬大，但這些都不重要，因為所謂“蠻夷”日常接觸的不是這些士大夫，而是他的鄰居（他屋后那些別家的人、上游鄰近寨子的人）。他經常一出門就要碰到的那些人。罵他的是這些人，這些人自稱“漢人”，但仍被下游的人群罵做“蠻子”，因此他們也罵鄰近上游的人群為“蠻子”。就這樣，漢化過程逐漸推進。我覺得在這種知識里，我們一方面對“過去”會有一種反省，一方面能夠化解一些典范知識（如誰是漢人、誰是蠻夷）產生的誤解。

張原：聽了王老師的介紹，我們很受啟發(fā)。我想如果中國有一個整體的歷史，那這個歷史就會像您剛才說的那個燒香的比喻一樣，也是一種文明教化的歷史過程。您的這個比喻還讓我想到生苗與熟苗、生番與熟番的轉化過程，那可不可以說我們現(xiàn)在視野所投向的中國西南這一地區(qū)，它的重要性是否正是因為它正處在生熟交替的過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