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時郁達夫的生活并不寬裕。他在北大只是講師，薪水并不高。加上時時幫助他人，他自己的生活也捉襟見肘。當晚，在激憤之余，他寫了名篇《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憐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結果近來弄得我自家連一條棉褲也沒有……現(xiàn)在我的經濟狀態(tài)，比從前并沒有什么寬?！吭碌慕虝X，額面上雖則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一十七塊，但實際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塊——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煙酒的賬，也要開銷二十多塊?！彼麨槲膶W青年們指出了上中下三策，“現(xiàn)在為你計，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點事情干干”。上策不行，他的結論就是做賊，或去革命。

郁達夫勸別人在行，但這并未阻止沈從文繼續(xù)文學的夢想，也未阻止他三年后離開體制也做了一個“文學青年”，雖然他已是成名作家，但也只有20多歲。郁達夫和郭沫若編輯《創(chuàng)造》季刊時銷路不好，書店老板答復他們時非常冷淡，兩人很傷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連飲三家酒店，但還沒大醉。郁達夫突然跑向街道中間，向著一輛飛來的汽車，以手指做射擊狀，大呼道：“我要槍斃你們這些資本家！”

雖然成名作家的收入不低，郁達夫的稿費標準是跟魯迅、茅盾等人差不多的一等，即千字七八元，當時的二等作家稿費則為千字三五元，三等作家二三元，四等作家一二元，辭去體制工作的郁達夫第一年即1927年的收入約2000元，合現(xiàn)在的人民幣十幾萬元。但他的花銷太大，生存的壓力太大了。在郁達夫的日記和書信里多處可見其對稿酬和家庭收入支出問題的關注，有時令他寢食不安。他好酒，日記里經常出現(xiàn)的一句話是，“喝酒三壇大醉”。他說：“不曉得什么地方聽見過一位俄國的革命家說，我們若想得著生命的安定，于皈依宗教，實行革命，痛飲酒精的三件事情中，總得揀一件干干。頭上的兩件，我都已沒有能力去干了，那么第三件對我最為適宜……”

我們知道，郁達夫的文人心態(tài)、孩子心態(tài)、浪漫氣質、質疑型人格，讓他把生活過得“一塌糊涂”，他有家累，但在外又不斷地陷入吃花酒、戀愛事件中。生計壓力之大，加劇了他的敏感、神經脆弱、暴露癖和憤世嫉俗。他在日記里感慨：“經濟不充裕，想買的書不能買，所感到的痛苦，比肉體上的饑寒，還要難受。”為了掙錢，他寫了大量的游記，以至于“跋山涉水”寫游記成了他的職業(yè)。有一段時間每日至少需要創(chuàng)作5000字。他曾說：“若不趁此好天氣多讀一點書，多寫一點稿子，今年年底怕又要鬧米荒?！?/p>

但他的生活過得不如意，他想過好，卻把自己過成了民國文人最多“緋聞”或“家丑”的人之一。他移情別戀，跟杭州美女王映霞的愛情鬧得舉世皆知。但幾年后的1932年，王映霞“叫郁達夫請來了律師徐式昌，和北新書局經理李小峰，當著眾人的面，郁達夫寫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權贈予書’。律師、書局、和我三方各執(zhí)一份”。面對郁達夫原配未棄的實況，王家人督促郁達夫將其所有著作的版權，簽署正式的法律文件贈予王映霞。

郁達夫答應并照辦了。一年后，郁達夫遷往杭州。朋友們或者搖頭，或者勸阻。魯迅專門寫過一首詩《阻郁達夫移家杭州》：“錢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墳壇冷落將軍岳，梅鶴凄涼處士林。何似舉家游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