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拾年”二字，心中滋味萬千。此刻，距離《城記》擱筆已整整十載。

經(jīng)常是夜里才回到這張書桌前。一抬頭，天色已亮。

那一年的7月13日，北京時間22時08分，新華社赴莫斯科記者發(fā)來急電：2008年奧林匹克盛會選擇了北京。

中國的大門，不可逆轉(zhuǎn)地向世界敞開了。這一刻，來得如此艱辛，為了這一扇門的打開，近代以來，多少無辜的生命為此付出。

中國，這個從公元六世紀開始，在一千多年時間里領(lǐng)跑世界文明的國度，自1840年以來，在列強的槍炮之下，經(jīng)歷了沉沉的失落。

一個自視為“天朝上國”之邦，對自己的文明產(chǎn)生了深深的懷疑，廢舊書、廢古物、廢漢字的呼聲日隆，雖然另一股力量在與之抗衡，期望“整理國故”以“再造文明”，但一次又一次，被集體的情緒湮沒。

嚴復(fù)（1854～1921）把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的著作《進化論與倫理學(xué)》（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譯成了《天演論》，竟是以改編原著的方式，將達爾文的進化論植入中國人的心靈。

在赫胥黎看來，在自然界，物種之間的關(guān)系是競爭進化、適者生存，但人類存在一種倫理關(guān)系，能夠互助互敬、相親相愛，不同于物種之間的關(guān)系。但嚴復(fù)不以為然，認為人類社會也是生存競爭、優(yōu)勝劣敗，便略去赫氏著作之倫理學(xué)部分，只保留進化論部分，并在書中借題發(fā)揮。

有一天，我讀到1955年梁思成（1901～1972）承受的責(zé)難——“如果要用機器的就都不要民族形式，用民族形式就成為賣國主義”，心中想到的，還是那一部《天演論》。

嚴復(fù)為什么把赫胥黎幻想的仁愛家園，變成了尚武社會？是他太想著給積貧積弱的舊中國下一劑猛藥吧？

從自認技不如人，再到自認文化落后、人不如人，中國人的心靈經(jīng)歷了怎樣的煎熬？1948年3月，朱自清（1898～1948）撰文反對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修繕文物之請，理由包括：“不同意過分地強調(diào)保存古物，過分地強調(diào)北平這個文化城”，“今天主張保存這些舊東西的人大多數(shù)是些‘五四’時代的人物，不至于再有這種頑固的思想”。言語之中，還透著《天演論》的邏輯啊。

東西方文明的悲劇性碰撞，在中國社會內(nèi)部形成一個巨大的投影——求富自強，總是伴隨著對祖宅的摧毀、共同記憶的滅失，兒孫們顧不得思量其中的曲直，先是要把它蕩平了再說。甚至，這才叫愛國。

這樣的線索漸次演繹，便被摻雜太多的利益。一套邏輯哪怕持續(xù)一時，也會衍生既得利益，久而久之，邏輯也就是名義上的存在，但它還被立在那兒，因為可以掩護另一種邏輯。

北京如此偉大，難道我們還感覺不到嗎？在北京成功申辦奧運會的那一天深夜，我目睹長安街上歡騰的人流，心中充滿對和平的祈愿，還有對這個城市的憂慮。

我又回到那一張書桌前，繼續(xù)寫那一部《城記》?；丶衣飞?，我看到元大都的土兒胡同、香餌胡同……被夷為了平地。

這個城市是我們的家園，我們已把它建成了世界上立交橋最多的城市，同時，也是最堵的城市。我們付出了如此之代價，換來的卻是這樣一個現(xiàn)實。難道北京主辦奧運、中國加入世貿(mào)帶來的空前發(fā)展機遇，只會更加劇這樣的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