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籟新聲——論現(xiàn)代漢詩的十四行體

聞一多最早將英文的sonnet譯為“商籟”，雖然有些人認為譯音不夠準確，但是音義雙關，允稱佳譯。眾聲為“籟”，高秋為“商”，可見此一詩體，絕不駘蕩通融似春風，而是緊張冷肅如秋氣。宋人唐庚詩云“詩律傷嚴似寡恩”，十四行詩正是西方格律最嚴謹甚至苛刻的詩體，怪不得一個英語十四行詩的選本中，編者的序言一開頭就引了愛德華·托馬斯（Edward Thomas，1878-1917）的話說：“就我個人而言，我怕十四行。它必須是十四行，一個人若能將他的思想納入如許限制中，他要么是個大大的詩人，要么是個冷冷的數(shù)學家。”編者接下來說：

十四行恰好長得足以發(fā)展一個單獨的主題，又短得足以驗證詩人言簡意賅的天賦。十四行詩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詩人克服了形式的限制（從一般意義上講，所有的形式都是強制），將自己繁富多變的語言、聲調、心境服服帖帖地安排到一套相當嚴格的規(guī)矩里去。

歌德說過：“在限制里方能顯示出身手，只有規(guī)律能給我們自由。”在詩的領域，這些“限制”與“規(guī)律”即表現(xiàn)為具體的形式，也就是一定的音（metre）、韻（rhyme）、體（form）。十四行詩在音韻方面規(guī)定非常嚴格，而又富于變化，堪稱精美的音樂圖式，其長短合宜與寬嚴適度，可以媲美中國古典詩中的七律。格律謹嚴之外，十四行詩的寫作也極其廣泛，意、法、英、德、西、俄諸大語種的詩，都常用此體而迭出佳作。至于作者群之眾與接受面之廣，又只有中國古典詩中的七絕差堪比擬。舉一個例子：莎劇中羅密歐和朱麗葉從攜手到接吻，中間的昵昵兒女語，竟聯(lián)句而成了一首韻腳工穩(wěn)的十四行詩！

羅密歐和朱麗葉的聯(lián)句十四行詩，當然是“莎士比亞式”，韻腳安排一般是ABABCDCDEFEFGG。這種英國式十四行體，中國詩人很少有作，以至于王力的《漢語詩律學》論白話詩的商籟體部分竟無例可舉。中國詩人都喜歡寫意大利式，或者叫“彼特拉克式”，特別是其中的變體，或分兩節(jié)，每節(jié)行數(shù)為八六；或分四節(jié)，每節(jié)行數(shù)為四四三三。韻式前八行用抱韻（ABBA）或交韻（ABAB），后六行花樣很多，可以是ABBACC、AABCCB、ABABCC，甚至可以是ABABAB。全詩最少四個韻，最多七個韻，不拘一格。

正因為意大利式變體十四行格律謹嚴，結構工巧，講究構思和布局，要求層次和深度，所以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中國詩人偏愛此體。大家特別認為，十四行的起承轉合與五七言律相通。

但是，有些論者認為，就結構而言，十四行詩比不上律詩。比如，余光中就說過：“律詩的起承轉合平均分配，可是十四行的結構并不平衡，因為起承占去了八行，轉合的空間只剩六行。”朱徽也認為：十四行的結構“完全談不上對稱或勻稱。這甚至要影響到它各部分的功能，即‘起承轉合’之間的比例失調。如‘起’的部分比較重，而‘轉’和‘合’的部分又顯得比較輕，呈現(xiàn)出前后失衡的現(xiàn)象。”

與以上看法相反，我恰恰認為，意大利體十四行詩的上下不對稱，非但不是缺點，反而是其優(yōu)點所在。中國古典律詩為整齊的八句四聯(lián)，中間兩聯(lián)對仗，長處當然是工整，短處免不了就會是板滯，低手寫起來，結構上規(guī)行矩步，對仗時左支右絀，常常徒有體格而缺乏風姿。多虧其聲音的設計妙呈連環(huán)，前后句平仄相異，上下聯(lián)既相異，又相同，且復相連，一張一翕，一呼一應，方能化視覺的凝滯為聽覺的流動。反觀意大利體十四行詩，特別是四四三三結構的那種，前面兩個四行，偶數(shù)顯得整齊，后面兩個三行，奇數(shù)顯得變化，天然具有整齊與參差的對比，凝定與松動的統(tǒng)一。

不妨換一個比喻性的說法。俞平伯《讀詞偶得》有這樣一段話：

《玉樓春》又名《木蘭花》，四平調也，故宜排偶，便鋪敘。若《浣溪沙》亦通體七字，且間有押仄韻者，非不相似也，唯其伶丁結句，慣以不定生姿，致無復平穩(wěn)之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