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起“新啟蒙運動”,使陳伯達在“中國思想界上有點小名”;對王實味開展大批判,使陳伯達在延安嶄露頭角。陳伯達的名字第一次引起全中國的注意,甚至引起國外的關注,那是1943年7月21日,延安《解放日報》從第一版起,刊出陳伯達的長文《評〈中國之命運〉》。
《中國之命運》是一本什么書?蔣介石的“名著”也!這本書成了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人人必讀”的“政治圣經”,是大中學?!白钪匾恼n外讀物”,是各級教育部門的“正規(guī)考試課目”。
《中國之命運》是在1943年3月10日出版的。據(jù)透露,此書乃“國民黨顧問”陶希圣為蔣介石捉的刀。
陳伯達所寫的《評〈中國之命運〉》,雖以個人名義發(fā)表,但行文處處以“我們共產黨人”的口氣,況且又是在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出,勢必被認為是中共對《中國之命運》的抨擊,理所當然引起全國的關切。
1980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毛主義的崛起:毛澤東、陳伯達及其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的第八章,詳細論及《中國之命運》及《評〈中國之命運〉》。作者懷利(Raymond.F.Wylie)是美國里亥大學國際關系助理教授。他在書中指出:
(國共)雙方最后爭取人心的一場斗爭于1943年春在思想戰(zhàn)線上展開了,1946年擴展到軍事領域,以1949年共產黨取得席卷全國的勝利而告終。
蔣介石同毛澤東一樣,也深知思想領域里斗爭的重要,但總的說來,他遠不如對手運用得有效。可是蔣搶在共產黨前面,在1943年3月10日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國之命運》,同時在全國發(fā)動一場大規(guī)模思想運動,以宣傳這本書和國民黨主義……
《中國之命運》闡明了國民黨的立場:“抗戰(zhàn)的最高指導原則唯有三民主義??箲?zhàn)的最高指導組織,唯有中國國民黨。”蔣以此表示自己追隨孫中山,但欣然以新的國父和群眾的導師自居。他聲稱:“中正身當我中華民國獨立自由重新發(fā)軔之初,撫今思昔,策往勵來,特陳述我國家民族百年的經歷,指出我國家民族今后的方向……愿我全國同胞共同體察而力行之?!?/p>
一位有經驗的研究中國現(xiàn)代史的學者指出,蔣在出版《中國之命運》作為教科書的同時,兼任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絕非巧合。蔣介石既然身為中國政治領袖而遵循“古風”,就必然會追求“由英雄進而成為圣人”……
國民黨剛發(fā)起一個宣傳運動以配合《中國之命運》的發(fā)行,就又發(fā)生了一件加劇國共兩黨緊張關系的事件。這就是共產國際在5月15日宣告解散。共產黨當然知道國民黨發(fā)動這場宣傳運動的意義,當時曾授權陳伯達等中共主要論戰(zhàn)家對蔣介石這本書中的主要觀點作出官方評論。
誠如懷利先生所言,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被視為“官方評論”,因此不僅大大提高了陳伯達的身價(“中共主要論戰(zhàn)家”),而且使陳伯達的文章廣泛地引起重視。
我請陳伯達回憶《評〈中國之命運〉》的寫作經過。他的回憶,第一次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現(xiàn)根據(jù)錄音整理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