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波曲》準備出單行本，也將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長信作為附錄，想來可以得到您的同意。請賜復(fù)。”

父親在收信后的第三天給郭沫若又寫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您特別強調(diào)‘他們的計劃是得到了那位當(dāng)局的批準的’那句話，并且加以解釋，說是‘主要該由蔣介石負責(zé)，而你們是執(zhí)行命令罷了。謝謝您把當(dāng)時蔣的指令告訴了我，證明我的猜測沒有錯’。”

父親告訴他：“你的猜測還是錯了。為什么？因為如果是我擬的計劃而蔣加以批準，這就變成我主動而蔣被動了。事實上是蔣主動而我被動的，這顯然有實質(zhì)上的差別……你那樣解釋，邏輯上似乎是說不過去的。”

在家里，父親還說《洪波曲》里有許多描述錯誤的地方。

郭沫若于1959年1月18日給父親第二次復(fù)信，信中說：“承您同意把您的長信作為附錄，并蒙您進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錯誤，謹向您表示感謝。您的信實在是寶貴的史料。”

據(jù)出版《洪波曲》單行本的百花文藝出版社同志回憶，父親的長信確實準備作為附錄發(fā)表，并已轉(zhuǎn)到了出版社。但后來因為郭沫若直接在文中做了修訂，這信就擱在了原百花文藝出版社社長林吶收存的一部《洪波曲》里。“文革”中，這部存有信的書被造反派抄去，后來書被退回時，信已經(jīng)不見了。

有一次，郭沫若看到父親，握著他的手說：“真對不起，請恕罪！”算是道歉了。

這樣一來，發(fā)生任何事情，責(zé)任都是你張治中的。我建議，你把這個責(zé)任推給重慶的警備司令。你的人可以換成便衣，做內(nèi)部保衛(wèi)。

抗戰(zhàn)勝利后，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是。在毛澤東應(yīng)邀到重慶之前，國共雙方實際上早有接觸。早在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蔣介石就突然約父親去說：“我想請毛澤東到重慶來，你覺得好不好？”

父親后來回憶說：“蔣介石隨后就親筆寫一封給毛的信交我。此時，恰逢林彪即將回延安，我在家為其餞行，那天晚上就把信交給了林彪。不過，以后并沒有聽說中國共產(chǎn)黨對蔣的邀請有任何的表示，我也沒有向周恩來查問。但是，這卻為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毛澤東先生由延安來重慶伏下一筆。”①

已故外交部長黃華的夫人何理良曾經(jīng)贈送我兩張父親在延安時被拍攝下的彩色照片，一是與毛澤東、朱德、赫爾利一同乘吉普車前往延安城；一是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赫爾利在美駐延安觀察組門前。這兩張照片的黑白照很常見，但是彩色照片確實罕見，這與黃華在外交系統(tǒng)工作有關(guān)，或許是從美國拿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