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種風氣，韓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從先秦諸子到屈原、司馬遷的氣脈，為古人和古文“招魂”。因此，他們發(fā)起了一個“古文運動”。按照韓愈的說法，漢代以后的文章，他已經不敢看了。（《答李翊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保┻@種主張，初一看似乎是在“向后走”，但懂得維護文脈的人都知道，這是讓中國文化有能力繼續(xù)向前走的基本條件。

他們兩人，特別是韓愈，顯然遇到了一個矛盾。他崇尚古文，又討厭因襲；那么，對古人就能因襲了嗎？他幾經深思，得出明確結論：對古文，“師其意而不師其辭”，學習者必須“自樹立，不因循”。甚至，他更透徹地說：“惟陳言之務去”。只要是套話、老話、講過的話，必須刪除。因此，他的“古文運動”，其實不是模仿古文，而是尋找千年來未頹的“古意”?！肮乓狻北旧?，就包含著創(chuàng)新，包含著不可重復的個性，即“詞必己出”。

他與柳宗元在這件事上有一個強項，那就是不停留在空論上，而是拿出了自己的一大批示范作品。韓愈的散文，氣魄很大，從句式到詞匯都充滿了新鮮活力。但是相比之下，柳宗元的文章寫得更清雅、更誠懇、更雋永。韓愈在崇尚古文時，也崇尚古文里所包含的“道”，這使他的文章難免有一些說教氣。柳宗元就沒有這種毛病，他被貶于柳州、永州時，離文壇很遠，只讓文章在偏僻而美麗的山水間一筆筆寫得更加情感化、寓言化、哲理化，因此也達到了更高的文學等級。與他一比，韓愈那幾篇名文，像《原道》、《原毀》、《師說》、《爭臣論》等等，道理蓋過了審美，已經模糊了論文和文學的界限。

總之，韓愈、柳宗元他們既有觀念，又有實踐，“古文運動”展開得頗有聲勢。駢體文的地位很快被壓下去了，但是，隨之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后果。在駢體文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已經逐漸自覺，雖觸目秾麗，也是文學里邊的事。現(xiàn)在“古文運動”讓文章重新載道，迎來了太多觀念性因素。這些因素，與文學不親。

十一

唐朝滅亡后，由藩鎮(zhèn)割據而形成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一度曾經詩情充溢的北方已經很難尋到詩句，而南方卻把詩文留存了。特別是，那個南唐的李后主李煜，本來從政遠不及吟詠，當他終于成了俘虜被押解到汴京之后，一些重要的詩句穿過亡國之痛而飄向天際，使他成了一種新的文學形式——“詞”的里程碑人物。

李煜又一次充分證明了“政脈”與“文脈”是兩件事。在那個受盡屈辱的俘居小樓，在他時時受到死亡威脅而且確實也很快被毒死的生命余隙之中，明月夜風知道：中國文脈光顧此處。

從此，“春花秋月”、“一江春水”、“不堪回首”、“流水落花”、“天上人間”、“倉皇辭廟”等等意緒，以及承載它們的“長短句”的節(jié)奏，將深深嵌入中國文化；而這個倒霉皇帝所奠定的那種文學樣式“詞”，將成為俘虜他的王朝的第一文學標幟。

人類很多文化大事，都在俘虜營里發(fā)生。這一事實，在希臘、羅馬、波斯、巴比倫、埃及的互相征戰(zhàn)中屢屢出現(xiàn)。在我前面說到的涼州到北魏的萬里蹄聲中，也被反復印證。這次，在李煜和宋詞之間，又一次充分演繹。

十二

那就緊接著講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