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首創(chuàng)的兒童歌舞劇,在那個年代可謂家喻戶曉,無論老幼,都會哼上幾句。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父親的歌舞、父親對中國音樂的貢獻漸漸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少有人提及。直到1956年新中國第一屆音樂周之際,父親的《麻雀和小孩》、《葡萄仙子》再一次出現(xiàn)在舞臺上面對觀眾,父親的名字才從歷史厚厚的塵埃中熠熠生輝。在這次會議上,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肯定說:“我們是否有歌劇歷史呢?有?!镀咸严勺印?、《麻雀和小孩》都是不錯的。把這些編成歌劇搬上舞臺,是從黎錦暉起。”隨著文革時期劉少奇主席被打倒,父親也在劫難逃,他的名字再度湮沒了。
1991年,黎錦暉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在北京召開,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文化部等八個單位聯(lián)合紀念演出《麻雀與小孩》、《小小畫家》、《可憐的秋香》等父親創(chuàng)作的經(jīng)典劇目,歷史才給了父親一個中肯的評價。
在這次紀念活動中的黎錦暉作品討論會上,中國音協(xié)名譽主席呂驥發(fā)言說:“黎先生之所以在兒童歌舞劇方面取得這么大的成就,在于他深刻了解當時的社會生活,運用兒童的語言、音調(diào)等,表現(xiàn)了這種社會生活,所以使人非常受感染……”
“我們現(xiàn)在有沒有很好的兒童歌舞劇呢?我看不多。黎先生的作品是風行全國、不脛而走的,那時候還沒有廣播、電視,要做到家喻戶曉的程度確實不簡單。我們?nèi)鄙倮柘壬菢拥淖髌?,我們急切需要新時代的兒童歌舞劇。黎先生的經(jīng)驗,主要是他了解社會,深刻了解兒童,有意識為當時的社會培養(yǎng)新的兒童,所以他用他所理解的那樣的題材,那樣的思想觀念,去灌輸兒童……”
朱立奇先生在《論黎錦暉的歌舞劇》一文中說:“……黎錦暉先生和胡適、陳獨秀、黎錦熙、趙元任等大師一道,提倡白話文,統(tǒng)一民族語言,促進全民思想交流的更新和現(xiàn)代化,并以此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黎先生在白話文運動中,成績卓著,并創(chuàng)制出兒童歌舞表演曲和兒童歌舞劇這兩種新形式和新體裁。黎先生的作品,寫兒童,演兒童,是純粹的兒童教育劇,是我國盤古開天辟地以來第一次出現(xiàn)的新事物,是真正的革命舉動。而且它的藝術(shù)質(zhì)量,上可以笑傲古人,下足以垂范后世。”
朱立奇先生,后來他在《讀黎錦暉評傳》中說:“……黎錦暉先生在文化領(lǐng)域里,尤其為文化接班人——兒童,奮力工作:他是編輯兒童課本的第一人,編輯兒童刊物的第一人,寫兒童歌曲的第一人,寫兒童歌舞的第一人,寫兒童歌舞劇的第一人,辦歌舞學校和歌舞團的第一人,領(lǐng)導組織歌舞團出國演出的第一人,收集、整理、出版民間民族音樂的第一人,編寫電影音樂的第一人,編寫舞廳音樂的第一人,培養(yǎng)了大批舞臺和電影明星的人,寫了大量抗戰(zhàn)歌曲的人,最后,他是編寫最為廣大群眾歡迎的流行歌曲的第一人。黎先生是一位多產(chǎn)的、純粹民族風味的、而又是現(xiàn)代的偉大作曲家噢!”
《中國音樂劇史》有關(guān)黎錦暉的評介
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研究所所長汪毓和先生發(fā)言:“我認為黎先生是兒童歌舞劇和兒童歌舞音樂這兩種體裁的首創(chuàng)者。在黎先生之前,在學校音樂課里,主要是唱歌。從他之后,我們的學校音樂教育從單純的唱歌,進入到進行兒童歌舞的表演。從這點上講,他使我們的學校音樂教育跨入到向多種形式發(fā)展的新階段。黎先生完全可以說這兩種音樂教育形式的奠基人。”
“黎錦暉先生的歌舞劇是把西方的歌劇形式移植到中國來,并加以民族化、大眾化的最早嘗試,黎先生是引用西方歌劇的第一人。他的歌劇嘗試對后來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個人認為,大革命時期,特別是在江西革命根據(jù)地,也排過一些小的歌舞劇,雖然到現(xiàn)在我們還沒有掌握完整的東西,只有片斷的材料,但據(jù)回憶,基本上與黎先生的歌劇相類似。另外,像聶耳的《揚子江暴風雨》這種形式,我認為也是從黎錦暉先生那里受到啟發(fā)的。這一點在聶耳的日記里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