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仁先生住在斯坦福大學附近，這使得他可以從容精讀蔣介石日記和相關(guān)檔案文獻，又可以利用他得之于祖輩、父輩的口述或傳聞資料，使二者相互補充，相互驗證，相得益彰。大仁先生說我曾戲稱他為正史、野史兼采的“二史堂主人”。我年輕時記憶力可能尚好，但近年來腦力日衰，已經(jīng)不記得當年說此話的情景，不過，即使有此語，亦非批評，而是言贊美，因為第一，正史未必盡真，而野史未必盡偽，魯迅一生，就瞧不起那“裝腔作勢”，擺“史架子”，“也不敢說什么”的“正史”，而提倡讀民間私人敢于說真話的“野史”；第二，如果以檔案文獻與回憶、口述、傳聞來界定“正”與“野”，那么，“二史堂主人”的老祖宗正是被尊為“史圣”的司馬遷。如此說來，“二史堂主人”之稱，豈不美哉！豈不懿哉！當年的司馬遷“悉論先人所次舊聞”，而今的大仁先生傳述祖上親歷、親見、親聞之事，亦何嘗不是一件美事、好事！

收集在本書中的大仁先生的文章利用蔣介石日記，參以阮毅成先生生前日記、口述回憶和身后留下的其他資料，相互驗證，對照，解開了1948年以后，特別是1949年國民黨遷臺之后的諸多秘密。大仁先生是學數(shù)學的，重視科學精神，主張寫歷史要冷靜、中立、客觀，反對“筆鋒常帶感情”，因此他的文章論證嚴密，以說理和分析見長；但是，大仁先生文學修養(yǎng)很深，因此，書中也頗多引人入勝、趣味盎然之處。國民黨內(nèi)，派系復雜，人物關(guān)系復雜，大仁先生卻能條分縷析，層層剝筍，揭示真相。大仁先生成長于臺灣，國民黨遷臺以后的歷史是他的“所見世”。由于時間較近，檔案尚未開放，臺灣學者可能尚未顧及，大陸學者則難以深入。大仁先生本書，根據(jù)蔣介石日記和毅成先生所述以及自身的見聞，對這一時期臺灣政壇的重大變幻，如蔣介石和陳誠的關(guān)系，蔣經(jīng)國、嚴家淦、李登輝之上臺，以及著名的“葉公超案”等，都做出了很有說服力的敘述和分析。

大仁先生認為蔣介石日記是“無盡的寶藏”，積極加以利用，但是大仁先生在利用的同時，對日記所載，也采取考核、存疑的態(tài)度，對其中論事、論人的主觀與謬誤，甚至不惜下大力氣加以批駁、辨正。大仁先生認為：蔣介石寫日記是為了供自己“日后查閱”，“原則上不會故意說謊去欺騙自己”，因此“大致是可信的”，但是，有時也有當記而不記的“省略”。這種情況，大仁先生稱之為“不正當?shù)氖÷浴?。另外，蔣介石像每個人一樣，也有其喜怒哀樂與主觀之處，他對別人的批評與指責，歷史學家不能不加查證而全盤接受，不能只以他日記中的記載為準。這些意見，對于已經(jīng)利用蔣介石日記，或準備利用的學者是有啟示意義的。

楊天石

2012年6月初旬于北京東廠胡同之書滿為患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