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這種蔣先生對張發(fā)奎與陳誠的詬罵，我們不宜全予采信。然而這并不是表示蔣先生的言詞及日記不可信，只是我們須要去研究考查他主觀與偏激之處，分析他之所以有這種言行的原因之所在也。

總之，我認為蔣日記大致是可信的，只是大家在閱讀時不能只以之為準，不但有時需要另查數(shù)據(jù)，而且要慎思明辨，與小心待之。

五、正史與野史

楊天石教授曾經(jīng)給我取了一個綽號，說我是“二史堂主人”，意即我的文章是正史與野史皆為有之。

我當場回答楊兄說，以中國近代史與現(xiàn)代史言之，不論國、共雙方的正史（或官方史料）之可信度不高。

孔子說，杞宋文獻不足征。文是指書面資料，獻則是指耆老故舊。

先祖父阮性存（荀伯）公清末留學日本東京的法政大學，與胡漢民、汪兆銘（精衛(wèi)）、陳叔通、古應(yīng)芬等國民黨元老同學，先祖父也參加了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參與中華民國的建國。在北伐成功后，先祖父出任國民黨的第一任浙江省政府之司法廳長，不久后即病死。先父阮毅成（思寧、靜生）公則長期在蔣中正先生麾下服務(wù)，在一九四九年前，國民黨政府主政大陸期間，先父曾經(jīng)擔任了十年的浙江省民政廳長（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遷臺后，先父則歷任“中央日報社長”、中國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副秘書長與“總統(tǒng)府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

我祖籍浙江余姚，與蔣先生的故鄉(xiāng)奉化是鄰縣，因此我的家族在浙江的國民黨圈子里不但甚有地位，也可以說是淵源甚深，享譽甚久，而且是深知蔣家與國民黨史事者也。

也就是說經(jīng)由親友及父、祖輩的交誼圈，我從小就聽到了許多正史中找不到的民國之掌故與秘聞。

在閱讀蔣中正日記時，有許多從我少年時就聽到過或見到過的人與事，在我腦中乃一一浮現(xiàn)出來。這就好像原本散落在一地的許多大大小小的珍珠，我可以因此日記而將之各安其位，把它們串連而成項鏈。

這是我比其他的同文在研究蔣日記時占了便宜的地方。此即作為他的浙江同鄉(xiāng)，又是出身于國民黨元老的家庭的我，比較能了解蔣先生的文句與思路，以及熟悉他日記中所提及的人與事?？墒欠彩卤厝粫姓磧擅妫乙惨蛑赡鼙容^偏向于同情或認同蔣先生及國民黨，容易陷入主觀偏袒之毛病，這是我無時無刻不在自我警惕的地方，也希望讀者們予以批評及指教。

幸好在討論近代史的時候，大家都是各抒己見，不是一言堂，因之拙作如有缺失，也不過是聊備一格，謹供讀者參考而已。

六、史料、史識、史德與史論

古人治史本來就有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之分別。

就史料之取得來說，古今大為不同。古人取得史料極難，而今人則因印刷術(shù)之發(fā)達，與網(wǎng)絡(luò)之使用，反而成為史料太多，而且過猶不及，也造成了困擾。此即取舍不易，再加上真?zhèn)文?、輕重難分，時人論史問政乃往往成為漢人王粲登樓賦中所說的“行衢道者不至”──太多的說法、太多的選擇，反而使許多人覺得無所適從。此時就得依靠個人的史識了，這個“識”字可分兩個層次，即微觀的“見識”與宏觀的“識見”。

“見識”是指個人后天性的見聞所思，而“識見”則是指先天性的、與生俱來的一種才能。此即不但能綜觀全局，而且在重重包圍之下，能在千軍萬馬之中一眼便可以看出一條生路，殺出重圍去也。

前代史學家中以“見識”的博大言之，當推梁啟超（任公）先生為第一，而在“識見”之精深言之，我以陳寅恪先生為魁首，這兩位都是我在下筆時心目中的偶像人物。

先外祖錢倬（逸塵）公在指導(dǎo)我練習寫作唐宋文時，為了要培養(yǎng)我下筆時的“文氣”，從我在初中時便要我多讀梁先生的飲冰室文集。而陳先生的文章，則是在先外祖已過世后，我在念臺大數(shù)學系二年級時，于無意中發(fā)現(xià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