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后法國能脫困于其政治領(lǐng)導人之手，得感謝戰(zhàn)后國際關(guān)系的重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想提早10年獲救都是不可能的。作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員、馬歇爾計劃的受益者，法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新生的歐洲共同市場之中，不再僅依賴自身的資源和決策謀取安全與繁榮，而統(tǒng)治者的無能和失誤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比早年要小得多。如果說法國在政治上不負責任的時期從1918年延續(xù)到1958年的話，那么可以說，道德上的不負責任是發(fā)端于30年代中期，此后40年一直長盛不衰。這個判斷乍看荒唐，最起碼知識分子是負責的吧？沒錯，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戰(zhàn)時抵抗運動、戰(zhàn)后政治理想主義以及反殖民運動之間，法國人，或至少一部分法國人，他們的道德介入、道德?lián)數(shù)某潭纫焉钪翢o以復(fù)加，但是，這種回答錯就錯在它評價“介入”時期，使用的正是該時期所使用的話語——特別是那些作家的話語，他們當時和以后所寫的東西左右著我們對他們行為的理解。

表面上的“道德負責”，最明顯的例子是30年代知識分子的反法西斯主義。誠然，它代表一個歷史性時刻，一個正義反抗邪惡的政治參與的時刻——正如那些參與者自認為的那樣。但是，也有相當多的人，包括不少知識分子，基于一些相同的原因投入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國本土的法西斯主義的懷抱。而且，鑒于其中一些人后來（有在戰(zhàn)時的，也有在戰(zhàn)后的）轉(zhuǎn)為反法西斯知識分子，我們最好牢記，在“二戰(zhàn)”前的歐洲，知識分子無須投身左翼政治才算是“負責”，他們只要投身政治就可以了。

因為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在法西斯覆滅后的許多年里，人們寧愿把“二戰(zhàn)”前知識分子投身整全民族主義或法西斯意識形態(tài)的劣跡忘掉。明乎此，并在看到1940年前政壇和思想界是如何棄左投右，1942年后又如何棄右投左之后，我們最好把參政涉政視為這一整段時期的時代特征。 許多知識分子有充分的理由或忽略或重寫他們早年卷入政治的歷史。當然，這事絕非法國獨有，比如兩次大戰(zhàn)之間的羅馬尼亞作家大多崇奉、鼓吹惡毒而狂熱的反猶及民族主義，他們的爭議歷史至今還鮮有定論。要不是一些人——最引人注目是西奧蘭（Ciolan）和伊利亞德（Eliade）——在戰(zhàn)后搖身一變投向西方，并且功成名就，這事還不會鬧到這么大。

如此，我們才看清了何謂道德上的“不負責任”。它可以有許多形式。讓－保羅·薩特在從“奇怪戰(zhàn)爭”期間寫起的筆記里說，自己在兩次大戰(zhàn)期間恪守著形成于“一戰(zhàn)”的政治冷漠式愛國主義，對身邊發(fā)生的事情犯罪般地一無所知。因此，他后來瘋狂地參政議政主要是出于擔憂，生怕歷史巨艦趁著夜色又一次與他擦肩而過?；蛟S這只是薩特的個人動機，但他的情況很普遍。一些知識分子和公眾人物在30年代的暴風雨中隨波逐流、見風使舵，在民主亟待捍衛(wèi)的時候躲開或故意視而不見；一些人選擇了，但選“錯”了；其他人選“對”了，卻已太遲。

衡量像這樣做出的任何一個決定，道德標準自然是可用的。當人們自稱“西方文明的保衛(wèi)者”“反法西斯主義者”“抵抗者”“進步主義者”“反帝國主義者”等等諸如此類稱呼的時候，都在對世界和為世界所負的責任做出一個道德判斷，哪怕他們加盟的具體的政治集團更愿意用歷史、經(jīng)濟或美學語言給自己的主張鍍上合法性的光澤，哪怕它以官方姿態(tài)排斥“道德化”行為。但是，一旦做出某種抉擇，你就必須拋棄，或者至少暫時拋棄道德自主權(quán)。只要介入政治，不管投入哪個陣營，你都要付出一種代價：不管是面對敵人，還是與你同路但不受歡迎的人，抑或是你自己的陣營做出了什么難堪的舉動，你都必須恪守自己的抉擇，向著本方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