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煙臺條約》也絕不是一份平等的條約，它只單方面予以英國權(quán)益，而中國沒有對等地獲得相同權(quán)益。但這次談判，本來就不是在和平、平等的條件下進行的，而是帶有對中國的懲罰性質(zhì)。由于美國、俄國、德國、法國均不滿意英國單方面行動，這個條約，直到光緒十一年（1885）才獲英國政府批準。

條約簽訂之后，等了一年多的郭嵩燾，終天在十月十七日由上海起程，登上了前往英國的輪船，出任駐英使節(jié)。這是中國第一個派駐國外的外交使團，具有強烈的象征意義，表明中國愿意成為國際大家庭的一員，愿意按照國際慣例行事。從文化上看，也就是不再堅持“用夏變夷”的主張了。當時許鈐身已改派為出使日本欽差大臣，郭嵩燾提名刑部員外郎劉錫鴻頂了許鈐身的位置，充當赴英副使。這個人，后來為郭嵩燾造成了巨大的麻煩，甚至讓李鴻章差點陰溝翻船。

對李鴻章處理這次危機的手法，美國歷史學家在1910年完成的《中華帝國對外關(guān)系史》一書中，給予很高的評價：

在李鴻章身上，中國找到了一個政治家，因為他看出他的國家的實際需要，并且，只要他能夠保全一位同僚免于受辱，同時又能夠放手談判的話，他是敢極大膽地放棄一些自尊的小節(jié)的；在芝罘（煙臺），他做過了沒有一個中國大臣以前曾經(jīng)做過的事，就是以后也很少有這樣做的——他負起責任，并且甘冒漢人和滿人的不可調(diào)和的批評的仇視。

李鴻章對這份條約，大致還算滿意。條約簽訂一個月后，他給丁寶楨的信中，樂觀地說：“人第見添開口岸，滇蜀駐員，謂通商之患將無底止。不知中土門戶早已洞開，即添數(shù)口，利害各半……幸將前請覲見及王公往來、土貨準華洋商人領(lǐng)單免厘各節(jié)，概行抹去，于國體、餉源尚無甚窒礙。從此妥為駕馭，二十年內(nèi)或不至生事耳?！?/p>

李鴻章希望用條約換來二十年太平日子，讓中國有一個和平發(fā)展的機會。如果真有這二十年，中國可以做些什么？李鴻章已做出了展望：

惟中國積弱由于患貧。西洋方千里數(shù)百里之國，歲入財賦動以數(shù)萬萬計，無非取資于煤鐵五金之礦、鐵路、電報、信局、丁口之稅。酌度時勢，若不早圖變計，擇其至要者逐漸仿行，以貧交富，以弱抵強，未有不終受其弊者。

但是，歷史會給他二十年太平日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