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格特魯德除了忙于寫作、社交與擺擺姿勢讓畢加索為她畫像之外，也在和利奧商議后買下了畫家馬蒂斯的作品《戴帽子的女人》，這幅與《奢華、平靜與快感》《生活的歡樂》都是畫家當年參展秋季沙龍時廣受惡評的作品，除了畫風被形容成如同野獸般之外，更被視為是對觀者的侮辱，如同“將油彩潑到大眾的臉上”。百年前，要觀眾接受鼻梁上一道綠色油彩，臉龐雜色率性的女子畫像，本非易事，更別說購買了。雖然價格并不高，但格特魯德要拿美國家產的出租所得來買這件備受疵議的畫作，也是需要敏銳的決斷力的。在爭議與肯定的拉扯中，野獸派藝術家自此進入昂首而立的時代。與美國其他在歐洲的收藏家（古根海姆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巴恩斯等）或藝術贊助者相比，斯泰因家族所關注的對象更偏向于當時的前衛(wèi)人士，而不分創(chuàng)作的題材和領域。這一點在《愛麗絲·托克勒斯的自傳》中有許多風趣機智的敘述，由此可以管窺出格特魯德對于藝術在時代變化中的睿智洞察力。

格特魯德也把她對畫家塞尚的認知印證到她的寫作中，塞尚是反復觀察物體，將形與色在不同空間、不同視點中和諧呈現，她則是讓文章中的每字、每句、每一標點符號、每一段落、每一空白，都是一樣的平等、一樣的重要。當她與兄長們將購入的藝術作品分家時，她要了塞尚的全部畫作，除了一幅利奧堅持不肯放手的畫著五粒蘋果的靜物畫。的確，她的寫作強調當下與現在，不用常規(guī)的文法結構，用她感覺自由的文字書寫，文字如同發(fā)展進行中的旋律，重復、穿插、流動……印證了她“達達之母”的稱號。

本書作者以不同時空、不同女性與藝術家的身份撰寫信件，寫給二十位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的藝術家，宛如格特魯德當年匯聚各方藝文精英的藝文沙龍。這本紙上文字沙龍，包含了很多軼事和藝術家的小故事，由現代繪畫之父塞尚開始，以印象派女畫家莫里索結束，其中涵蓋印象派、立體主義、表現主義、裝飾藝術、分離派、新藝術運動、未來主義、抽象主義、風格派、達達運動、超現實主義等各流派的精英。其中十四位是男性藝術家，六位是女性藝術家，問答之間，借著文字，重現那個時代的文化氛圍，也遙向對當時愛藝術、愛文學的格特魯德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