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紹興東昌坊口新臺門周家收到兩封南京來信。一封是礦務(wù)鐵路學(xué)堂學(xué)生周樹人寫給弟弟周櫆壽的，通報在江南水師學(xué)堂任國文教習(xí)兼管輪堂監(jiān)督的叔祖周椒生已經(jīng)同意他前去充當(dāng)額外生。一封是叔祖本人寫給兄弟倆的祖父的，講的也是此事，不過增添一點：他為櫆壽改了新的名字，叫做“作人”。后來周作人解釋說：“這位監(jiān)督很有點兒頑固，他雖然以舉人資格擔(dān)任了這個差使，但總覺得子弟進(jìn)學(xué)堂‘當(dāng)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譜上的本名來。”[1]此舉早有先例，三年前哥哥樟壽前往南京，即由叔祖根據(jù)《管子·權(quán)修》之“百年樹人”給改名“樹人”；這回則用的是《詩經(jīng)·大雅·棫樸》“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的典故。

改個名字無足輕重；離開紹興，前往南京上學(xué)，卻是這個就要采用新名字的人重要的人生轉(zhuǎn)折點。周作人一生的命運，似乎就系于幾次“走”或“不走”：可以與這次去鄉(xiāng)相提并論的，是一九〇六年前往日本，一九一一年返回紹興，一九一七年來到北京，一九三七至三八年未能離開北平，以及一九四九年回到北平。不過這些都是后話了。

周作人此前一段生涯，說來無非尋常；但為人作文的特色，卻可從中找到不少端倪，而這總歸不離家庭、地域和時代等幾方面。他生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字星杓，“櫆壽”的名字則系祖父所起，乃因得到報告孫兒誕生家信那天，恰巧有位姓魁的在旗京官前來拜訪。在《知堂回想錄》中，作者記述了有關(guān)自己出生的一種傳說，即“是一個老和尚轉(zhuǎn)世的”[2]；所寫《所謂五十自壽詩》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講的亦是此事。周氏家族自明正德年間定居紹興，至他這輩已十四世。多年以后，周作人寫過一組《數(shù)典詩》，吟詠祖先事跡，其中提到文王、周公、周處、周敦頤等人。他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進(jìn)士出身，曾任內(nèi)閣中書；父親周鳳儀，后改名文郁、儀炳、用吉，字伯宜；母親魯瑞。他有一個哥哥，即前面提到的樟壽、樹人，比他年長四歲，后以筆名“魯迅”而為人所盡知；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三弟松壽，后改名建人，比他小四歲，也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著名人物[3]。一八八八年，妹妹端姑與周作人同患天花；他情形好轉(zhuǎn)，未滿周歲的妹妹夭亡。一八九八年，四弟椿壽因患急性肺炎而死，年僅六歲。弟弟的死尤令周作人悲痛，現(xiàn)存他最早的文學(xué)作品《有感》、《讀華陀傳有感》兩首古風(fēng)，即系感逝之作。

周氏本為殷實人家，一八九三年出了一件大事，就此衰落下來。“那年正值浙江舉行鄉(xiāng)試，正副主考都已發(fā)表，已經(jīng)出京前來，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識的。親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幾個有錢的秀才，湊成一萬兩銀子，寫了錢莊的期票，請介孚公去送給主考，買通關(guān)節(jié)，取中舉人，對于經(jīng)手人當(dāng)然另有酬報。介孚公便到蘇州等候主考到來，見過一面，隨即差遣‘跟班’將信送去。那時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談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鄉(xiāng)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邊叫喊，說銀信為什么不給回條。這事情便戳穿了，交給蘇州府去查辦，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說犯人素有神經(jīng)病，照例可以免罪?？墒墙殒诠救藚s不答應(yīng)，公堂上振振有詞，說他并不是神經(jīng)病，歷陳某科某人，都通關(guān)節(jié)中了舉人，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過是照樣的來一下罷了。事情弄得不可開交，只好依法辦理，由浙江省主辦，呈報刑部，請旨處分。這所謂科場案在清朝是非常嚴(yán)重的，往往交通關(guān)節(jié)的人都處了死刑，有時殺戮幾十人之多。清朝末葉這種情形略有改變，官場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較從輕，定為‘斬監(jiān)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獄內(nèi)，前后經(jīng)過了八個年頭，到辛丑（一九〇一）年由刑部尚書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亂中出獄的犯人，事定后前來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4]

一八九四年冬，父親“病咯血，繼患水腫”，于兩年后去世，享年三十六歲。后來周作人說：“先君讀儒書，而感念時艱，思欲有所作為，乃卒不得志。日者嘗評之曰：性高于天，命薄如紙。”[5]在他的印象中，父親是個態(tài)度嚴(yán)正，見識通達(dá)的人：“他又說過，現(xiàn)在有四個兒子，將來可以派一個往西洋去，一個往東洋去做學(xué)問，……那時讀書人只知道重科名，變法的空氣還一點沒有，他的這種意見總是很難得的了。”[6]

魯迅以后一再談起，上述變故對自己打擊頗大；周作人當(dāng)時年幼，又非家中長子，反應(yīng)遠(yuǎn)不如哥哥明顯。他所受到的影響，似乎更在其他方面。這里要提到兩個人，一是祖父，一是大哥。祖父科舉案發(fā)，周作人和魯迅被送往皇甫莊外婆家避難，留下了最初的閱讀記憶：“我所記得的書頂早的是一部《毛詩品物圖考》。大抵是甲午年我正在讀‘上中’的時候，在親戚家里看見兩本石印小板的《圖考》，現(xiàn)在想起來該是積山書局印的，覺得很是喜歡，里邊的圖差不多一張張的都看得熟了。”[7]以后他愛讀此類書籍，如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陳淏子《花鏡》等；由此培養(yǎng)起對于自然名物的興趣，而這也影響到他的思想，即如其所說：“因為最初有這種興趣，后來所以牽連開來，應(yīng)用在思想問題上面，否則即使為得要了解化中人位，生物學(xué)知識很是重要，卻也覺得麻煩，懶得去動手了吧。”[8]

一八九七年周作人去杭州陪侍身陷囹圄的祖父，住在花牌樓時，接觸了祖父的妾潘大鳳，女仆宋媽，鄰居石家妻子余氏，鄰居姚家干女兒楊三姑娘等，對于她們的不幸命運深感同情，乃至終生不忘，其婦女觀或許即肇始于此。后來在南京獄中，所作《花牌樓》之三有云：“我懷花牌樓，難忘諸婦女。主婦有好友，東鄰石家婦。自言嫁山家，會逢老姑怒。強(qiáng)分連理枝，賣與寧波賈。后夫幸見憐，前夫情難負(fù)。生作活切頭，無人知此苦。傭婦有宋媼，一再喪其侶。最后從轎夫，肩頭肉成阜。數(shù)月一來見，吶吶語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顧。隔壁姚氏嫗，土著操杭語。老年苦孤獨，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兒，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門，隨意自來去。天時入夏秋，惡疾猛如虎。婉孌楊三姑，一日歸黃土。主婦生北平，髫年侍祖父。嫁得窮京官，庶幾尚得所。應(yīng)是命不猶，適值暴風(fēng)雨。中年終下堂，飄泊不知處。人生良大難，到處聞凄楚。不暇哀前人，但為后人懼。”關(guān)于楊三姑娘，他還寫過一篇《初戀》[9]，說她“在我的性的生活里總是第一個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對于別人的愛著，引起我沒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對于異性的戀慕的第一個人”。

更重要的是在另一方面：“恰好十四歲時往杭州去，不再進(jìn)書房，只在祖父旁邊學(xué)做八股文試帖詩，平日除規(guī)定看《綱鑒易知錄》，抄《詩韻》以外，可以隨意看閑書，因為祖父是不禁止小孩看小說的。他是個翰林，脾氣又頗怪戾，但是對于教育卻有特別的意見：他很獎勵小孩看小說，以為這能使人思路通順，……我那時便讀了不少的小說，好的壞的都有，看紙上的文字而懂得文字所表現(xiàn)的意思，這是從此刻才起首的。由《儒林外史》，《西游記》等漸至《三國演義》，轉(zhuǎn)到《聊齋志異》，這是從白話轉(zhuǎn)到文言的徑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實在是這《聊齋》，并非什么經(jīng)書或《古文析義》之流?！读凝S志異》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談隨錄》等的假《聊齋》，一變而轉(zhuǎn)入《閱微草堂筆記》，這樣，舊派文言小說的兩派都已入門，便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叢書》里邊去了。”[10]這對于他的中文修養(yǎng)起到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以后他稱祖父為“教會我讀書的老師”[11]。

至于大哥，取《魯迅的青年時代》等書中的有關(guān)介紹，與周作人對自家早年志趣的描述兩相對照，可以看出情形頗為近似，其實正是他受到影響之處。舉個例子，他提到魯迅“看《玉芝堂談薈》知道了歷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雞肋編》知道了南宋山東義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為糧，看《南燼紀(jì)聞》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張獻(xiàn)忠的兇殺，看《明季稗史匯編》里的《揚(yáng)州十日記》知道了滿人的屠殺，至于《皇朝典故》殘本《立齋閑錄》錄存明永樂的上諭，兇惡得‘言語道斷’，更是使得他生氣，……”[12]又說：“豫才從小喜歡‘雜覽’，讀野史最多，受影響亦最大，——譬如讀過《曲洧舊聞》里的‘因子巷’一則，誰會再忘記，會不與《一個小人物的懺悔》所記的事情同樣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13]就與南京獄中所作《修禊》一詩“往昔讀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晝踞心頭，中夜入夢寐。其一因子巷，舊聞尚能記。次有齊魯民，生當(dāng)靖康際。沿途吃人臘，南渡作忠義。待得到臨安，余肉存幾塊。哀哉兩腳羊，束身就鼎鼐。猶幸制熏臘，咀嚼化正氣”的自述相仿佛。兄弟二人早年有著共同的閱讀興趣，合伙買書，結(jié)伴抄書，也都對自然界感到親近。

從某種意義上講，后來他們各自的學(xué)問乃是發(fā)祥于同一來源。譬如，周作人回憶說：“《唐代叢書》買不起，托人去轉(zhuǎn)借來看過一遍，我很佩服那里的一篇《黑心符》，抄了《平泉草木記》，豫才則抄了三卷《茶經(jīng)》和《五木經(jīng)》。”[14]講到魯迅有云：“他對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歡那一代的雜著，小時候受《唐代叢書》的影響，后來轉(zhuǎn)《太平廣記》，發(fā)心輯錄唐以前的古小說，成為《鉤沉》巨著，又集唐代傳奇文，書雖先出，實在乃是《鉤沉》之續(xù)，不過改輯本為選本罷了。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說史的準(zhǔn)備，……”[15]講到自己則說：“《唐代叢書》因為板子都欠佳，至今未曾買好一部，我對于他卻頗有好感，里邊有幾種書還是記得，我的雜覽可以說是從那里起頭的。……《唐代叢書》是雜學(xué)入門的課本，現(xiàn)在卻亦不能舉出若干心喜的書名，或者上邊所說《爾雅音圖》各書可以充數(shù)，這本不在《叢書》中，但如說是以從《唐代叢書》養(yǎng)成的讀書興味，在《叢書》之外別擇出來的中意的書，這說法也是可以的吧。這個非正宗的別擇法一直維持下來，成為我搜書看書的準(zhǔn)則。”[16]

[1]《魯迅的青年時代》（部分發(fā)表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五日《中國青年報》，收《魯迅的青年時代》）。

[2] 《知堂回想錄·老人轉(zhuǎn)世》。

[3] 周建人于一九八四年逝世。

[4] 《魯迅的青年時代》。梁實秋在《憶周作人先生》一文中認(rèn)為此事對于周氏兄弟后來的人格有所影響，談及周作人說：“不過他表面上淡泊，內(nèi)心里卻是冷峭。他的這種心情和他的身世有關(guān)。”

[5] 《先母行述》（一九四三年四月作）。

[6] 《伯宜公》（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亦報》，收《魯迅的故家》）。

[7] 《花鏡》（一九三四年四月二日《華北日報·文藝副刊》，收《夜讀抄》）?！睹娖肺飯D考》，[日]岡元鳳著。

[8] 《我的雜學(xué)》（前十二節(jié)連載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二十六日《華北新報·文學(xué)》，全文發(fā)表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古今》第四十八期、七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古今》第五十至五十二期、九月十六日《古今》第五十五期，收《苦口甘口》）。

[9] 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晨報副刊》，收《雨天的書》、《談虎集》、《知堂文集》。

[10] 《我學(xué)國文的經(jīng)驗》（一九二六年十月《孔德月刊》第一期，收《談虎集》、《知堂文集》）。

[11] 《知堂回想錄·老師二》。

[12] 《魯迅讀古書》（一九五六年九月《讀書月報》第九期，收《魯迅的青年時代》）。

[13] 《關(guān)于魯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宇宙風(fēng)》第二十九期，收《瓜豆集》）。

[14] 同上。

[15] 《魯迅讀古書》。

[16] 《我的雜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