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與新思想相對立的那一方面，周作人則堅決表示拒斥。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日記有云：“接家信，促歸考。即作復，歷陳利害，堅卻不赴。”以后他回顧說：“這是很嚴重的一個誘惑，可是勝利的拒絕了。”[1]對他來說，已不可能再走回頭之路。八月三十一日日記云：“上午看《勸學篇》少許，即棄去。剽竊唾余，毫無足取，且其立意甚主專制，斥民權(quán)自由平等之說，生成奴隸根性。此書一出，獨夫之心日益驕固，可恨也。”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記：“今日漢文堂已收拾，即要進館，予甚不樂，人若有以讀書見詢者，予必曰否否，寧使人目為武夫，勿使人謂作得好文章也。”十二月十五日日記：“下午作論，文機鈍塞，半日不成一字，飯后始亂寫得百余字，草率了事。顧予甚喜，此予改良之發(fā)端，亦進步之寔證也。今是昨非，我已深自懺悔，然欲心有所得，必當盡棄昔日章句之學方可，予之拼與八股尊神絕交者，其義如此。”對比過去矻矻于科舉得中，他已經(jīng)變成一個“新人”了。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周作人寫了一首《焚書》，最能體現(xiàn)當時的思想立場：“焚書未盡秦皇死，復壁猶存哲士悲。舉世惟知珍腐鼠，窮經(jīng)畢竟負須麋。文章自古無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詞。學界茫茫誰革命，仰天長嘯酒酣時。”詩末更有一番言語：“今世之人珍經(jīng)史如珍拱璧，此余所最不解者也。其他不具論，即以四書五經(jīng)言之，其足以銷磨涅伏者不可勝數(shù)，又且為專制之法，為獨夫作俑，真堪痛恨。至于浮辭虛語，以并名學家所謂丐詞者，尚其最小者耳。余嘗恨秦皇不再，并非過論。同志之士想亦為然，當不見斥為喪心病狂。然即斥為喪心病狂，亦余所不辭者也。”譚嗣同著《仁學》經(jīng)魯迅提供，就在此前讀過；以上所說，頗有譚氏“沖決網(wǎng)羅”之概。

周作人水師學堂日記記錄了他當時讀的大量作品，古今中外，無所偏廢。所受啟發(fā)自不限于思想方面，還包括了以后他一再提到的“國文的修養(yǎng)”、“文學的影響”在內(nèi)；相比之下，后一方面或許更其突出。如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日記云：“看小說《經(jīng)國美談》少許，書雖佳，然系講政治，究與吾國說部有別，不能引人入勝，不若《新小說》中《東歐女豪杰》及《海底旅行》之佳也。”以后自己動手移譯作品，正是循的這一路數(shù)。對于文學本身的興趣，始終體現(xiàn)在周作人的翻譯活動之中。

不過此時他又“不安其位”了。究其原因，仍與向所追隨效仿的大哥有關。周作人成為水師學堂正式學生之后五天，魯迅即從礦路學堂畢業(yè)，隨即被派往日本留學。兄弟又要分離，周作人一時難以接受。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九日日記有云：“下午大哥來交書箱一只，籃一只，云二月中隨俞辦出東洋，定明日旋里啟行，予聞之惘然。坐少頃即去。夜方寸甚不敞快，磊塊滿矣。燈下作三十絕句為大哥送行，至十一下鐘始睡，轉(zhuǎn)輾不能成寐，夜半始睡酣。”大哥走后，他甚感寂寞，如六月九日日記所云：“夜，雨霽。挑燈獨坐，聽窗外蛙聲，如兩部鼓吹，東風簫簫，吹白楊作響，聲甚凄清。煮茗自啜，懷憶遠人，思作日本信，因無魚雁而止，當待考后矣。”

魯迅除了供給弟弟許多讀物外，還不時通報有關日本以及他自己的各種新的信息。這也在周作人日記中留下記載。一九〇二年四月十六日，收到大哥從日本寄來的第一封信，“又言其俗皆席地而坐云”。四月二十三日，收到《扶桑記行》一卷，“系其路上日記，頗可觀覽”。六月十六日：“接大哥初三日自日本來函，又攝影三紙，以壹貽予，披圖視之，宛然東瀛人也。”七月十八日：“接大哥來信，盡二紙，盡白話。”一九〇三年四月九日，收到“斷發(fā)照相一張”。四月二十六日，又收到“斷發(fā)小照一張”。所有這些，為周作人勾畫了一個新的世界，新的人生。此時之日本，猶如從前之南京，成為他向往的所在。在一首題為《春日坐雨有懷予季并柬豫才大兄》的詩中，他如此想象那方天地：“通天楓樹春日社，滿地櫻花小石川。勝跡何時容欣賞，舉杯同醉晚風前。”收到魯迅“斷發(fā)小照”的同日，周作人有云：“剃頭，予嫌發(fā)太多，令剃去三分之一，留發(fā)不多。傖父本將失笑，然余惟不屑與垂大尾者為伍，故以此以示區(qū)別。彼松辮子劉海箍者必指我為狂夫，我不顧也，我甚愿也，呵呵。”置身“斷發(fā)”尚不可能的國內(nèi)的他，顯然是盡最大可能地仿效大哥。及至一九〇三年九月魯迅回國度假，兄弟二人在杭州皆著洋服，路人見之，竟以為“紅毛國人”[2]。

于是周作人希望再次追隨大哥，也去日本留學。一九〇三年一月，聽說新任總辦要去日本調(diào)查水師章程，擬擇學生四人隨往，遂爭取此一機會，然而未能如愿[3]。嗣后更因此與擔任學監(jiān)的叔祖發(fā)生沖突：先是魯迅著人帶書來，來人言及所在之日本弘文學院鬧學潮事。周椒生知道后“大恐懼”，切責作人，并要他寫信給大哥，“詭造謠言，促之回國”。作人“不得已，草草作數(shù)十字付之”，私下另寫一信，“述此事，力阻其行”。他為此大發(fā)感慨，四月十八日日記有云：“嗚呼，支那危亡之現(xiàn)象既已如此，而頑固之老大猶沉沉大醉，三年之內(nèi)，支那不亡，吾不信也。伊并謂日后黎總辦若派人東游，必阻我之行。嗟乎，大丈夫生何不得志，乃為奴隸，受壓制之苦乎。我誓必脫此羈絆。倘事可成，則亦已耳；不然，必與之反對，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也。予在此希望只此一舉，今若不成，吾復何望，行當退學返里，志已決矣。吮筆書此，憤氣填膺。”此時之南京，亦猶如從前之紹興；“誓必脫此羈絆”、“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與當初在家感受，何其相似乃爾。不過現(xiàn)在的周作人，已經(jīng)不是原來的他了。

關于“誓必脫此羈絆”、“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之“此”，周作人后來說：“學堂里的生活照上邊所說的看來，倒是相當?shù)膶懸獾?。但是那里的毛病也漸漸顯現(xiàn)出來，在我做了二班學生的時候，有好些同學不約而同的表出不滿意來了。其一是覺得功課麻胡，進步遲緩，往往過了一年半載，不曾學了什么東西。其二是烏煙瘴氣的官僚作風，好幾年都是如此，雖然以我進去的頭兩年為最甚。”[4]

一九〇三年十月，周作人大病一場。起先近似時癥，繼而腳腫、臉腫，此后又患頸疽。于十一月隨已被水師學堂辭退的叔祖返回家中，至次年三月才回南京。五月中旬，日記有《三月中之感情及思想之變遷》一則：“三月杪為學事經(jīng)營三日，嗣忽不成，令我絕望。覺我無復有腦，無復有血，神經(jīng)為病，歷三數(shù)日。有世事皆惡之思想，而覺前此之種種為大謬，為自苦，故我自謚為愚夫。佛說從前種種事，譬如今日死，后種種事，譬如今日生，善哉善哉。又饒舌矣，我以后樂天。”所謂“學事”，仍指爭取赴日留學。然而日記所說，似乎預告他將有一番新的作為。

[1] 《知堂回想錄·考先生》。

[2] 一九○三年七月十七日日記（題為《白話報館之寄宿》）。

[3] 一九〇三年一月十三日日記：“飯后予等（胡張李周）四人見總辦請往東洋，后伊云所派者皆卒業(yè)生，遂辭出。”

[4] 《學堂生活》（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亦報》，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