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在此特別一提的是，盡管由于歷史淵源與學術(shù)見解的分岐，最終使馬衡未能跨進中研院史語所大門，但不能籍此說明馬衡的人品與學問就較傅斯年與其徒子徒孫輩低下。所謂術(shù)有專攻，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各人的才氣、志向與專業(yè)知識不同罷了。誠如臺灣學者陳以愛所言：“雖然，馬衡由于缺少現(xiàn)代考古學的訓練，使其在考古學上的成就受到局限，但它畢竟受到新觀念的影響，導致他在領導北大考古學會時，總是不遺余力地提倡考古發(fā)掘，加快了中國金石學向考古學過渡的腳步。”[21]斯言是也。

[1] 《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李濟， 載《感舊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

[2] ]李濟《安陽最近發(fā)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結(jié)》，載《安陽發(fā)掘報告》，1933年4期。據(jù)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孟世凱統(tǒng)計，從1904年至1928年殷墟科學發(fā)掘之前，有姓名可考且知道甲骨文下落流向的私人挖掘就有9次之多，所得甲骨文除一部分由國內(nèi)學者收藏外，許多都流失到國外。另據(jù)胡厚宣統(tǒng)計，殷墟科學發(fā)掘前，外國人收購的有字甲骨約5萬5千多片。參見孟世凱《百年出土甲骨文述要》；《甲骨學一百年》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由此可見羅振玉等人當時的猜測與說法并非憑空想象。           

[3]《安陽》，李濟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4] 《安陽殷墟頭骨研究•序言》，轉(zhuǎn)引《敦煌考古漫記》，夏鼐著，王世民 林秀貞編 ，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出版。

[5、6]《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編者后記》，張光直 ，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7]《馬衡——跨越兩個時代的故宮院長》，顧功仁， 載《紫禁城》2005年2期。

[8]《憶孟真，》載臺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0日。

[9]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耿云志主編， 黃山書社1994年出版。

[10] 《傅斯年全集》，第七卷 ，歐陽哲生編，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1]《蔡孑民先生與我》，王云五，載《追憶蔡元培》，陳平原、鄭勇編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

[12]《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載《公言報》1919年3月18日。

[13] 《苦茶——周作人回想錄》，周作人著，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14]  《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顧潮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

[15]沈尹默《我和北大》，載《文史資料選集》第61輯，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編，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16]參見《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桑兵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17]《無中生有的志業(yè)》，杜正勝，載《新學術(shù)之路》上冊，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印行。

[18]1933年4月27日尹炎武來函，載《陳垣來住書信集》96頁。

[19]《我所知道的郭寶鈞先生》，石興邦，載《中國文物報》2003年6月1日。另，石興邦讀書時，凌純聲不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此處為筆誤。

[20]《蔡元培與史語所》，潘光哲， 載《新學術(shù)之路》上冊，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印行。

[21]轉(zhuǎn)引《五馬行空》，閆志， 載《紫禁城》200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