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指責教訓了一番之后，傅斯年又以凌勵的姿態(tài)和攻勢向齊魯大學發(fā)出警告：

至此后關于胡福林個人之行動，自與本所無涉，但在該員服務于貴校期間，若在貴校任何刊物內(nèi)，載有本所未經(jīng)發(fā)表之任何材料，自應由貴校負責，本所當采取適當辦法辦理。又，貴校來函，如昆明“購書之困難”等語，不知胡福林在此，乃向北平、上海購書，由此轉(zhuǎn)寄貴校，積之已久，人所共見。諸如此類，以無大情，不暇細論，。一切統(tǒng)希照查為荷。[9]

當傅斯年發(fā)出這篇言詞激烈的討伐檄文之時，已是1940年11月1日，其時，胡福林已悄然轉(zhuǎn)道趕赴成都齊魯大學，與顧頡剛等人勝利會師于齊大研究所駐地——成都北郊崇義橋賴家院了。對于傅斯年的憤怒與指責，齊魯大學校方與顧頡剛、錢穆、胡福林等，只是以勝利者的姿態(tài)會心地一笑，不再理睬。而這個時候的傅斯年亦沒有心力繼續(xù)和齊魯大學叫勁爭勝了。正所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只好隨他而去便罷。因為此時的史語所大隊人馬已經(jīng)離開昆明，正在翻越崇山峻嶺，奔走于風雨迷蒙的路途之中，更加復雜與驚心動魄的事情正等待傅斯年親自出面辦理和交涉，胡福林私自出走的故事至此算是告一段落。

這個插曲給史語所學術研究上帶來的后果是，流亡西南后進行的一項重要工作——《殷墟文字甲編》的編輯，因擔任文字考釋工作的胡福林（厚宣）突然出走，至1948年此書在南京出版時，成為一部只有圖版，而無釋文的殘缺之作。

許多年之后的1960年，輾轉(zhuǎn)來到臺灣，重返蔣介石政權懷抱的錢穆，欲參加臺北中央研究院新一屆院士的評選。據(jù)一位名叫李敖者說：身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曾拿自己的錢搜集錢氏的著作，而且提名其競選院士。“可是人文組開審查會議時，李濟負責審查，他說錢穆反對胡適，我們不能提名他競選院士，胡適當時解釋說：‘我們今天選舉院士，是根據(jù)他的學術著作，不應該扯到個人恩怨上去。’結(jié)果李濟又用錢穆沒有正式大學畢業(yè)的資格提出否決，因此錢穆不得提名。”[8]這段說辭是否屬實尚屬考證，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自從錢穆跟隨顧頡剛跑到成都另立山頭之后，李濟對其沒有好感甚到產(chǎn)生惡感則是沒有什么疑議的。所謂道不同，不足以為謀，在此處當是得到了進一步延伸和發(fā)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