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鉆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贊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

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后更無窮，不謚文忠，也謚文恭。曹振鏞死后謚號“文正”，他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信任的宰相。曹振鏞瑣鄙無能，養(yǎng)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風氣的柔靡泄沓。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君主國中，皇帝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著官員的風氣。道光帝經受鴉片戰(zhàn)爭的打擊后，幾乎一蹶不振，“惡聞洋務及災荒盜賊事”，身邊的軍機大臣也只好報喜不報憂，當時京師有一副聯(lián)云：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樂，是、是、是，皇上天恩臣無事。在這一世風下，曾國藩基于十年京官的經歷，以及對官場習俗的厭恨，更重要的是要改變現(xiàn)狀，因而能反其道而行之，眾相柔靡之時，他卻敢迎風獨立，挺身而出，對提高他的政治聲望以及艱難時挺身而擔大任創(chuàng)造了條件。

曾國藩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不僅敢于提出問題，更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具體可行的辦法。有理有據，從這一點，足以看出曾國藩對清朝的官僚體制的弊病研究的十分透徹。他從民間走出來，把八大衙門的正副長官（即堂官）比喻為農夫，把皇帝比喻為太陽，而把中下級官員喻為禾苗，既形象生動又十分貼切自然。

由于曾國藩上奏時，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羅悖衍等也各上奏疏，陳述政事。咸豐帝還將通政副使王慶云、鴻臚寺少卿劉良駒及科道官上的奏折，交有關部門議行。因此，咸豐帝收到曾國藩奏折的時候，也獎許一番，稱其“奏陳用人之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辨，切中情事，深湛嘉納”，“折內所請保舉人才、廣收直言，迭經降旨宣示”，對折中“日講”的建議，命禮部等衙門討論切實辦法。

當年四月初，曾國藩參照《會典》等書，將他擬定的日講十四條上奏。隨后，在薦舉人才時，他舉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云、嚴正基、江忠源五人可當重任。

當年，曾國藩上奏了《應詔陳言折》《條陳日講事宜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議汰兵疏》等。這些折疏所言之事似乎已不太新鮮，但出自曾國藩對清廷的忠耿之心、妙手之文，懇切、生動，躍然紙上。奏折揭示了人民的種種疾苦、錢賤銀貴等情；官場黑暗、官吏無能、腐敗、害民擾民之實況；還提出兵伍不精，徒費國用，建議裁汰五萬綠營兵，以裕國用；并提出選拔有用之人，制定嚴格的培養(yǎng)、考察、升黜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