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向往曾點春風沂水的灑落，盡管明知自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五首》之一），可是由于害怕自己的一生“白首無成”，他一次次違拗自己的氣質(zhì)個性去做幕僚和縣令，希望通過事功來肯定并超越自身的存在，像他所仰慕的曾祖陶侃那樣成就“伊勛伊德”之后再去了卻“功成者自去”的宿愿（見《命子》、《詠二疏》）。然而，在那“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的世道（《感士不遇賦》），個人事功的成敗主要不取決于自己的才華與努力，為此他曾喟然長嘆：“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保ā陡惺坎挥鲑x》）不能成就現(xiàn)世功業(yè)對于一個以“如彼稷契”自期的人來說當然是一種巨大的人生挫折和精神折磨。儒家主張在人事奮斗和道德砥礪中確立自身的價值，孔子雖然說過“吾與點也”，并把這種灑落作為一種更高的人生境界，但從他個人的存在方式來看，更多的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zhí)著不舍，是“克己復禮”的戒慎修身，或許他認為曾點之樂要在功德圓滿后才能實現(xiàn)和消受。陶淵明在青壯年時期也同樣認為應在“寄跡風云”完成人際功業(yè)之后才可“淡焉虛止”（《命子》），在“功遂”之前“辭歸”自然就不能心安理得（《命子》），所以他在“投冠”之后又一次次“勉勵”自己“宛轡憩通衢”。

汲汲于事功造成了他精神的緊張煩躁，耿耿于窮達使他的人生動多滯礙，因為嘆“奇功遂不成”（《詠荊軻》），“病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賦》），心靈就會停留在一種渴慕狀態(tài)，精神就會馳騖于外而不是反求諸己?？誓饺菀资剐撵`失去平衡，或壓抑憂愁或躁動不安，馳逐于外容易失去生命的真性，或者“心為形役”或者為人所羈。后來陶淵明將自己求取功名的這一生命歷程視為“迷途”：“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歸去來兮辭》）在這“心為形役”的大徹大悟之前，詩人也曾痛苦地感受到“為人所羈”：

閑居執(zhí)蕩志，時駛不可稽。驅(qū)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沉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jīng)十載，暫為人所羈；庭宇翳余木，倏忽日月虧。

——《雜詩十二首》之十

王瑤將《雜詩十二首》中的前八首和后四首分編兩處，并將后四首系于晉隆安五年（公元401年），時陶淵明37歲。這一系年有助于認識和理解陶出仕時的心態(tài)，只是從上詩中“荏苒經(jīng)十載”一句看，此詩似應作于晉元興二年（公元403年），詩人29歲起為江州祭酒，至39歲（公元403年）恰好“經(jīng)十載”。此時詩人開始深刻地反省自己十年來的羈旅行役，醒悟到多年求仕使自己“為人所羈”，因而唱出“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此情”逯欽立注為“作官的心情”，或者確切地說“求功名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