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地指責詩人“縱浪大化”是“墮莊老”或一味將此說成“是為圣為賢本領”，可以說都“非深于陶者”。陶淵明面臨死亡深淵時的自在灑落同時積淀了儒、道的文化精神，一方面它有莊子式的超曠，另一方面它的背后又有儒家憂勤惕厲的支撐。這使陶淵明又不同于許多魏晉名士，由對死的恐懼絕望滑入對生的頹喪放縱。雖然意識到人生的必然歸宿是“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五首》之四），但他并不因此而追求感官的滿足和享樂，反而更執(zhí)著于“生”的意義與價值，反而更追求存在過程的真實與完滿：“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發(fā)歲始俯仰，星紀奄將中。明兩萃時物，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光陰迅速如虛舟逸棹，世事變化也往復無窮，時間在俯仰之間便從“發(fā)歲”到了年中，北邊的樹林也隨之枯而又榮。一切有生之物“既來孰不去”，詩人對這一切沒有半點生物本能的恐懼，他平靜地接受“人理固有終”的命運。人生的意義在于“生”的過程，如果“生”的過程達到了很高的境界，又哪在乎“人理固有終”的歸宿？又“何必升華嵩”以求仙不死？如果說“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是由對死的自覺走向?qū)ι木駬瘢ā讹嬀贫住分澹敲?，“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便是以對生的把捉來實現(xiàn)對死的超脫。他不求助于過去（家庭或個人的勛業(yè)、權勢、門第）和未來（死后代代相傳的美名）、不求于長生不老（升華嵩）以獲得永恒，而是經(jīng)由當下即得的此時此地來完成對有限人生的超越。既然“貧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終”，那么“居常待其盡”不是十分快樂的事嗎？“曲肱豈傷沖”句來自《論語·述而》：“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居?！薄扒拧倍涫銓懙耐耆侨逭叩那閼眩褐斒毓?jié)操而不屈其志，身處貧賤仍樂在其中，不管世運的變化是兇險還是平安，都要按自己的志向正道直行（“肆志”）。“居?！焙汀八林尽辈粌H是道德行為，同時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不能將“即事”釋為“對當前事物的認識”，它泛指詩人所應對的人生世事以及應對這些人生世事的方式，也即他自己當下的存在過程和存在方式。假如這些存在過程和存在方式達到了很高的境界，個體就超越了自我而同流于天地，此時此地便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