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他還有其他賺大錢的門路?？箲?zhàn)結束后，國內物資匱乏，只能依靠進口。外國并不承認我們的紙幣，只能用真金白銀購買，長此下去很傷國家元氣，所以只能控制進口，特別是對“大手筆”交易嚴格控制。例如汽車，國家對汽車的進口實行嚴格配額，每年只能進口一百臺汽車，但中國有很多有錢人，他們會想方設法弄一臺來。這一百臺車如何分配呢？誰可以控制進口數量呢？答案就是海關。盡管海關負責人有決定權，但他們不方便出面做黑市買賣，于是我父親便充當經紀，收取金條作為傭金。我父親就是做這樣的一門生意，才使得宋家有段時間每月都能換一臺新車。他這份工作應該賺到了很多錢，否則后來離開上海時，怎可能連餐桌與一輛美國大房車都搬來香港呢？這餐桌直到今天我還在用。

父親觀察解放區(qū)的狀況后，對前景有點擔心，便決定來香港定居。1949年4月，我在上海出生，幾星期后我們舉家南遷。5月，上海解放。父親選擇離開有兩個原因：一是正如楊絳先生后來回憶所說，我父親告訴她和錢鍾書，他體弱多病，不能不常服西藥，所以只好留在香港 （參見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第二個原因，我相信更加重要，因為是父親自己跟我說的——我們家是大地主，祖父宋春舫在杭州有春潤廬，在上海有整條街那么多的房子，為免政治清算，不得不逃跑。

終其一生，我父親的政治立場都很簡單，就是既不喜歡國民黨，也不喜歡共產黨。不喜歡共產黨，是因為看到兩位好朋友傅雷、吳興華的悲慘下場?！拔母铩睍r，他盡量保持低調，絕不發(fā)表什么政論，究其原因，就是為免連累國內的好友和親屬（包括曾祖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