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伊藤博文第二年就轉(zhuǎn)變了。那時，他已經(jīng)和其他四名年輕人一起，受長州藩藩主的秘密派遣，留學于英國。他來到了李鴻章控制下的上海，看到停泊在吳淞口的西方軍艦，傻了眼，到了歐洲，其工業(yè)的現(xiàn)代化更令他大驚失色。他不再夜郎自大，而是明白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只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血性救不了日本，還需要“理性”，對于日本來說，這個“理性”就是誰厲害就拜誰為師。眼下是英國人厲害，所以不僅不應該與英國人為敵，還應該拜英國為師。與堅守儒家精神價值的中國人不同，“在‘町人根性’影響下，日本人不承認唯一正確的價值體系，也不認為有絕對正義”，誰厲害，誰就代表正義，他們沒有儒家“仁者愛人”的人道主義精神，也沒有中國人特有的文化優(yōu)越感，他們所信奉的武士道，與血淋淋的叢林法則剛好配套，無論多么精深的文化，在他們眼中都會被分解為極其簡單的兩種：有用的和沒用的。在伊藤博文眼里，西方文化是有用的，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則已經(jīng)過期作廢，日本人不準備跟亞洲人玩了，決定“脫亞入歐”。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與毛澤東“三個世界”的劃分不同，福澤諭吉把世界劃分為最文明國家、半開化國家和野蠻國家，其中，“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進而發(fā)出號召：“如果想使本國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在著名的《脫亞論》中，福澤諭吉更不客氣地指出：“與惡友交親者難免共有惡名，我應自內(nèi)心謝絕亞細亞東方之惡友。”福澤諭吉為日本貢獻的“脫亞入歐”四個字，在日本民眾中迅速普及。日本當代思想家溝口雄三說：“諸如此類的‘亞洲論’在日本，尤其是日清戰(zhàn)爭以后普及開來，滲透到了一般的民眾層面。”因此一舉奠定了他在日本啟蒙史上的地位，也因此，今天一萬元日幣的頭像不是明治天皇，不是伊藤博文，而是小帥哥福澤諭吉。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陸軍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在《清國征討方略》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義交往。最緊要者，莫過于研究斷然進取方略，謀求國運隆盛。”

此時，長州藩的反抗激怒了英國。1864年，正當英國準備聯(lián)合法國、美國、荷蘭，一舉滅掉長州藩的時候，伊藤博文急匆匆地回國，在千鈞一發(fā)之際，面見毛利敬親，力勸他不要與四國聯(lián)軍沖突。當毛利敬親的臉上露出輕蔑的表情，終于，他聽見毛利敬親下達了命令，長州藩的兵勇向聯(lián)軍猛沖，聯(lián)軍的炮響了，無數(shù)個炸點瞬間遍及長州藩，飛揚的火光仿佛一陣陣的旋風，夾雜著人破碎的肢體和哭喊飛舞著，風歇時，那些破碎的肢體像一陣暴雨噼里啪啦地砸在大地上，濺起一片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