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緣于這樣一種志同道合的友誼和相近的思想文化觀念，魯迅才說道：“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xiàn)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跡’一樣。首先來改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這是魯迅于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一個青年會上所講的話，盡管此時因為陳西瀅、徐志摩、顧頡剛等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竊取”日本學者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這一“公案”，從而惹得魯迅大為不快，連同在背后為其撐腰的胡適（魯迅當時這樣認為）也一起結怨，但魯迅在談到五四時期“文學革命”時，還是光明磊落地提到了胡適，并把首倡的帽子給予了他。1932年，魯迅把這篇名為《無聲的中國》的演講稿，作為首篇收入他的《三閑集》中。20世紀50年代，就像胡適在大陸被否定一樣，魯迅在臺灣也同樣被否定。在這樣一個惡劣的政治環(huán)境中，胡適在談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仍沒有忘記魯迅的功德，并公開為魯迅說公道話。1958年5月4日，在臺北召開的中國文藝協(xié)會會議上，胡適以《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為題，發(fā)表演說：“我們那時一個《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豫才，他的筆名叫魯迅，他在我們那時候，他在《新青年》時代是個健將，是個大將。我們這班人不大十分創(chuàng)造文學，只有魯迅喜歡創(chuàng)造的東西，他寫了許多《隨感錄》、《雜感錄》，不過最重要的是他寫了許多短篇小說。——結果，他們覺悟了，古文時代已經過去了。等到后來我們出來提倡新文藝時，他們也參加這個運動，他們兄弟的作品，在社會上成為一個力量。” 

除魯迅之外，對于陳獨秀和胡適兩位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毛澤東于1945年4月21日召開的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說：“他（指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聲勢浩大的“批判胡適運動”中，毛澤東于1957年2月16日在頤年堂講話時，就胡適的是非曲直說：“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在的，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筆抹煞，應當實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毛當時只是觸景生情，隨便一說，沒有人真的把這話當作“遺志”來繼承和完成。

不過當歷史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在五四運動的發(fā)韌地卻出現(xiàn)了一件與此相前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