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胡適稟母親，1908 年7 月31 日，杜春和編，《胡適家書》，2-4 頁。

②　胡適稟母親，1909 年9 月13 日，杜春和編，《胡適家書》，7 頁。

事實上，胡適少年時代對傳統(tǒng)中國的婚姻的看法，跟周質(zhì)平所說的剛好相反。胡適認為傳統(tǒng)中國的婚制是“極不專制的，是極隨便的。因為太不專制了，太放任了，所以才有這個極惡的結(jié)果。”④胡適所謂的太隨便，是指父母把婚姻這個重要的人生大事委托給媒婆、瞎眼的算命先生、和泥菩薩。胡適的補救方法，是參酌中外的婚姻制度，取其中；“要父母主婚”，“要子女有權(quán)干預(yù)”。如此，父母與兒女共同商議，把兒女的婚姻，“看做一家一族的最大問題；但不僅要看做一家一族的最大問題，而且要看做中國的大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婚姻篇》是1908 年寫的。十一年以后，也就是1919 年，胡適回國兩年以后寫了一個獨幕劇《終身大事》。女主角田亞梅效法易卜生的“娜拉”，坐男朋友陳先生的汽車離家出走，爭取自己的“終身大事”。那逼使她選擇私奔這條路的，正是她母親所信奉的泥菩薩和瞎眼的算命先生。唯一不同的是，順應(yīng)著當(dāng)時新文化運動的潮流，胡適加了一筆他對傳統(tǒng)家族制度的批判。田亞梅的父親雖然不信泥菩薩，也不接受瞎眼的算命先生，但是，他執(zhí)著于田氏祠堂兩千五百年陳、田同宗，不得通婚的族規(guī)。⑤ 

換句話說，胡適并不是到了美國以后，因為周質(zhì)平所說的“中國情懷”的作祟，才開始為傳統(tǒng)的婚制作辯護。胡適日后誠然對中國傳統(tǒng)作了嚴厲的批判，但這并不表示他一向就是反傳統(tǒng)婚制。他在《競業(yè)旬報》上所寫的《婚姻篇》，可以說是他在這個問題上持中西調(diào)和觀的雛形。1912 年10 月，胡適在日記上說他想寫一本《中國社會風(fēng)俗真詮》的書，以外國人分析中國制度的言論作為分析的焦點，來為“祖國辯護”。他所擬的篇目包括：祖先崇拜、家族制度、婚姻、守舊主義、婦女之地位、社會倫理、孔子之倫理哲學(xué)、中國之語言文字、以及新中國。①可惜，他這本書沒寫成，我們因此無從得知他當(dāng)時的立場。但是，我們可以從他1914 年1 月，在康乃爾大學(xué)所做的一個演講窺其端倪。

①　Joseph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19. 

②　周質(zhì)平，《國界與是非》，《胡適研究叢刊》第一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5），52-57 頁。

③　同前注，57 頁。

④　以下有關(guān)胡適《婚姻篇》的引文，見鐵兒，《婚姻篇》（上下篇），《競業(yè)旬報》第24 期（1908 年8 月17 日），1-5 頁；第25 期（1908 年8 月27 日），1-5 頁。

⑤　胡適，《終身大事》，《胡適文集》（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8），第一冊，499-511 頁。

這一篇英文演講，名為《中國的婚制》（Marriage Customs in China）。為了保持胡適行文的語氣，此處用的是他在日記里對這篇講稿內(nèi)容的摘要。他這篇文章的重點，在于強調(diào)傳統(tǒng)中國的婚制優(yōu)于西方。它不但“合乎理性”（rationality），并且能尊重女子的人格。中國傳統(tǒng)婚制的優(yōu)點，在于它能“顧全女子之廉恥名節(jié)，不令以婚姻之事自累。”由于婚事由父母作主，“女子不必自己向擇耦市場求炫賣，亦不必求工媚人悅?cè)酥g(shù)。”在這種婚制之下，天下女子皆有所歸，即使“有天然缺陷，不能取悅于人，或不甘媚人者，皆可有相當(dāng)配耦。”中國女子的人格因而得以保全。西方女子則不然，“女子長成即以求偶為事”，“其能取悅于男子，或能以術(shù)驅(qū)男子入其彀中者，乃先得耦。”從這個謳歌傳統(tǒng)媒妁之言的婚姻的角度出發(fā)，胡適于是大肆抨擊了西方婚姻自由的制度：“是故，墮女子之人格，驅(qū)之使自獻其身以釣取男子之歡心者，西方婚姻自由之罪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