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康雍乾，似乎除了鏟除和珅，嘉慶在位二十五年基本乏善可陳。大清十二位帝君中，這位爺可以說最無榮無辱。一度遇刺、一番被天理教沖進紫禁城，也曾下“罪己詔”，也曾禁煙、也曾廢除文字獄，無奈皇阿瑪既愛享受又好大喜功，文字獄、議罪銀之外，新疆、苗疆、金川平個不停，還四處游走揮霍無度。到了嘉慶手里，所謂盛世早被老爺子折騰得七七八八，不拿下和珅填填國庫腰包兒，當慣了十五阿哥的嘉慶帝還真不知道打哪兒淘錢去！文化、經(jīng)濟、吏治更是逐步走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境地。

雖然平庸，但嘉慶決不是昏君，眼瞧著一出出文字獄把朝野文壇攪和得人人自危，于是親政之初，便果斷要求刑部停止殘酷無情的文字獄，并指出“偶以筆墨之不檢，至與叛逆同科，既開告訐之端，復失情法之當”。上述言論說明愛新覺羅?颙琰挺明事理，尤其能把握“情法之當”，也算在治國方面動了腦筋，因此文字獄借以絕跡，自然對文化事業(yè)起到了助推作用。然而停止并非挽救，雖然本時期一大批思想家如包世臣、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魏源、張際亮等相繼登場，然而積弊既久，盛世的光輝早已日薄西山，外強中干的大清還意識不到，外患入侵的后果絕對是“江山易主”。

自打康熙與羅馬教皇書信互通不悅后，天主教被中國官方禁止，雍乾沿襲，嘉道繼承。這些我們在后面《紫禁城的洋師傅》中再詳細交待。

嘉慶十年，當白蓮教起義暫告平復時，“××教”成了嘉慶深惡痛絕的字眼兒之外，對官員的失望和指責也溢于言表。這種心態(tài)在平定白蓮教之后的那首《七律》中體現(xiàn)得相當深刻：

內外諸臣盡紫袍，何人肯與朕分勞？

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　?/p>

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

平時漫說君恩重，辜負君恩是爾曹！

孤獨落寞的皇上在體諒百姓、痛恨腐敗外，對官吏只顧享受、辦事不力的指責要遠遠高于造反禍亂的白蓮教民。但慨嘆歸慨嘆，打擊宗教團伙包括那些金發(fā)碧眼的傳教士自然是當務之急。而隨后發(fā)生的“德天賜案件”，讓禁教達到了高潮。該案堪稱中國天主教史和中西關系史上的一宗重要事件。

對進入中國的傳教士來說，西洋科技不過是他們的敲門磚，傳教才是真實目的。意大利人德天賜就是本著傳教的初衷，以繪畫為契機進入清廷的。乾隆四十九年，兩廣總督奏報：據(jù)洋行商人潘文巖等、通事林禧等稟稱，有意大利國夷人德天賜、顏詩莫二名，附搭雙鷹國夷船到廣州，情愿進京效力。卑職隨即傳喚德天賜、顏詩莫并行商、通事等人。據(jù)德天賜稱：今年二十七歲，諳曉繪畫……擬于七月初九日從廣州起程進京，隨帶跟役四名……

成為宮廷畫師的德天賜畫藝不俗，獲賜六品頂戴。不過德天賜可沒郎世寧那么聽話，康熙老爺子不讓傳教，郎神父便乖乖地夜以繼日作畫。德神父就不然了，可以說活動能力相當強，譯經(jīng)傳教發(fā)揮良好之余，還借官方提供的收發(fā)信函之便，竟然給澳門方面提供起了地圖。這下可闖下大禍了。

來自江西巡撫秦承恩向清廷的奏報稱：抓獲一名天主教徒，廣東新會縣人陳若望。搜出西洋書信十九封，漢字書信七封，刻本天主教經(jīng)卷等物。西洋字書信中，夾有直隸廣平府至山東登州府?？诘貓D一張。據(jù)陳若望供認，他在香山縣澳門拜西洋人馬諾為師……送信至北京，交欽天監(jiān)監(jiān)正索德超查收。

清廷對此十分重視，立即詢問在京傳教士索德超、賀清泰、南彌德、德天賜、李拱辰等。他們承認分別寫過書信，并托陳若望帶到澳門。信的內容皆為問候親朋好友，并無違礙之處。

地圖則為德天賜所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