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知識結構看，莊士敦的“中國通”雅號絕非浪得虛名，可以說是對中國儒釋文化、歷史風情愛到了盡頭，包括對溥儀那份執(zhí)著的“力挺”。那種難以名狀的深深眷戀注定了這個人一定要把心留在中國。應該說，一個人的行為舉止除了他人的記載，恐怕沒有比本人的著作更能表達當時的思維方式及價值觀念了。

從著作數(shù)量上判斷，盡管政務繁忙，依然可以看出莊氏的勤勉，更可貴的是范圍涉及政治、宗教、人文、戲劇等多個領域，每部書在記載和評價特定事件的同時，也讓讀者看到了作者真實磊落的情感“腹地”。在楊植峰所著《帝國的殘影》中，特辟有《天子的洋師》一章，詳盡介紹了莊士敦的幾部力作。

如果說《紫禁城的黃昏》從一動筆就注定了這是一部暢銷書，那么《一個中國人關于基督教傳教活動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則代表了這位帝師作家的全部信仰傾向。莊士敦來到中國后，無疑對中國的宗教人文大為傾倒。從大量閱讀佛典，到遍訪名山古剎與高僧法師探討佛理妙諦，終至不由自主地放棄了教堂和禮拜，這一轉折應該是自然完成而非刻意的厚此薄彼。因此當《呼吁》一書在光緒二十七年以“林紹陽”為筆名在倫敦出版、對基督教會傳教士試圖改變中國社會等做法予以批判時，可謂以石擊水，引起英國宗教界的猛烈抨擊，被斥為“古怪的佛教徒”。此舉頗有當年利瑪竇的膽識，如果說利瑪竇對儒釋道孔的尊重只為傳教的話，那么莊士敦的出發(fā)點更簡單，就是棄西擇中，所以不惜代價斗膽撰文，信仰上毫不猶豫地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身。

翻開《紫禁城的黃昏》，作者這樣描述著中國：

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我第一次進入紫禁城。莊嚴的神武門，將我?guī)肓艘粋€時間和空間與外界迥然不同的新世界。正是通過這道城門，使我不僅從一個共和國度回到了君主國度，而且使我從二十世紀的新中國倒退回了其歷史可追溯到古代羅馬之前的古老中國。在這座門洞之外，坐落著一百萬人口的城市，這座生機勃勃的城市正滿懷著新的希望與理想?；蛟S萬幸的是，其中許多理想和希望，從未變成現(xiàn)實。這個城市正在努力追趕著時代的步伐，力圖使自己無愧于一個偉大民主國家。

全書堪稱莊士敦的回憶錄，從戊戌風云到溥儀出宮，在倫敦一經出版，便轟動了歐洲。之后不久，中文版與日文版也相繼推出，莊士敦立時聞名遐邇。

扉頁上寫著：“謹以此書呈獻給溥儀皇帝陛下，以紀念十五年之前建立于紫禁城的良好友誼，并謹以此書對陛下本人以及生活在長城內外的他的人民，致以衷心的祝福。歷經這個黃昏和漫漫長夜之后，正在迎來一個嶄新而更加美好的黎明。”其誠摯的祝福深深感動著中國讀者。

書中人物異彩紛呈，王公貴族及政客軍閥外，還有陳獨秀、章太炎、康有為、胡適、顧維鈞、羅振玉、王國維、鄭孝胥、翁同龢、陳寶琛等新舊人物，在帝國殘陽中各自扮演著歷史長河中屬于自己的人生角色，而字里行間流露的最多的還是對“愛徒”的贊賞與期待，比如說溥儀擁有“詩人氣質”。事實上關于“氣質”一說，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曾坦言自己出于胡鬧，曾以“鄧炯麟”的化名，抄了一首明詩寄給某小報發(fā)表。莊士敦不明就里，還把這首詩錄在書里，譯成英文，對學生大加“謬贊”。該書中文版再版后，《中華讀書報》評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