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在此后30余年中的洋務思想也有很大的發(fā)展和變化，其主要特點就是強烈的求富要求。這和當時中國的實際形勢和洋務派的經營狀況聯系在一起。

1865年9月1日的《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已初步體現了他的求富觀點。他說：“洋機器于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勞費……臣料數十年后，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p>

盛宣懷是人們所熟知的洋務運動的骨干分子，洋務派的核心人物。他雖不像李鴻章那樣與洋務運動相始終，并全面把控洋務運動的動向，卻基本獨攬了洋務民用工業(yè)的督理權。這是洋務運動的重點，也是盛宣懷賴以發(fā)跡的基礎。

盛宣懷1870年入李鴻章幕時，正是人民起義被鎮(zhèn)壓，列強加強軍事和經濟侵略，民族矛盾尖銳的時刻，洋務運動從軍用工業(yè)轉向民用工業(yè)，也即所謂以富求強。清王朝視近代工商業(yè)為拯救統(tǒng)治的頭等大事，盛宣懷適逢其時。他雖未參與洋務運動第一階段的近代軍事工業(yè)活動，卻不失時機地抓住了近代民用工業(yè)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和經營。

在那時，近代民用工業(yè)的發(fā)展十分艱難，不僅人員、設備和資金都來之不易，還遭到頑固守舊勢力的阻撓，令許多人裹足不前。盛宣懷在《致黃花農觀察》中回憶當時的情況說：“聰明才智之士，莫不避難就易，避險就夷。皆各思安坐致尊榮，不肯歷患難而希勛業(yè)。”盛宣懷就是為富強大局迎著“難”和“險”而一往直前，并以此“希勛業(yè)”而“致尊親”的。洋務工業(yè)企業(yè)主要是輪船、電報、紡織、煤鐵礦務四類，這些企業(yè)雖不都是盛宣懷創(chuàng)始，但后來卻基本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這與李鴻章對他的信任有關，更由于他以引進先進技術興辦近代工商業(yè)為中心的洋務觀點與李鴻章相一致的緣故。

陳三立在《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郵傳大臣盛公墓志銘》中說：

時文忠為直隸總督，務輸海國新法，圖富強，尤重外交、兵備。公則議輔以路、礦、電線、航船諸大端為立國之要，與文忠意合。

正是由于這種“意合”，盛宣懷才被信任、受重用，他也才終身以輪、電、路、礦“四者自效”，“殫精竭慮”，“艱阻而不悔，疑謗而不恤”（《盛公墓志銘》），因此也就“最受知李文忠公”，成為李鴻章的左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