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我三歲時，祖父去世了。那天晚上，父母帶著我和其他一些人去東山浸會醫(yī)院，隱隱約約記得祖父躺在床上。護士忙進忙出，把酒精倒進臉盤里，然后點上火、搖幾下，大概是在消毒。當時我還不懂事，只是覺得有趣。關(guān)于祖父的事都是我長大以后聽大人們說的，不過并沒在意，只知道他叫黃在東，貧民出身，受西洋傳教士影響，是當?shù)氐谝慌堂?，現(xiàn)在廣西梧州祠堂里還有他的牌位。本來我的父親有許多兄弟姊妹，但都散失了，后來再沒有聯(lián)系上。

　　我對祖母的印象要多一些，三歲以前是她抱著我長大的，我叫她“阿妹”，她叫我“飛立仔"。她是個典型的舊中國家庭婦女，有多高的文化水平我不知道，但非常善良，也非常疼我，每天不是給我講故事，就是教我唱歌、講順口溜。比如有①  以馬內(nèi)利：神與我們同在。

　　一首“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檳榔……"，很長很長，現(xiàn)在我還能一字不漏背下來。記得最后一句：“……籮蓋圓，買只船；船沉底，浸死兩個番鬼仔，一個浮頭，一個沉底。"“番鬼" 就是指洋人，那時候我們受列強侵略，這首順口溜的最后不忘添上一句咒他們。還有那首很有名的：“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 這首歌當時很流行，那一輩的人都會唱，也是祖母教我的。

　　在我四五歲時，祖母去世了。那時我依然不懂，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記得是另外一個人抱著我，我一邊吃著糖果，一邊看送葬的隊伍，父母也在其中。

　　1 9 1 7 年，我出生在廣州番禺。其實應該說，我是廣西的血統(tǒng)，并且是壯族。但是在舊社會，少數(shù)民族受歧視，所以我家從父親那一輩起落址廣東，出來以后不敢說 自己是壯族，就都算是漢族了。

　　民國以前，父親想考秀才，他對古文、歷史以及清朝里的一些事都非常熟，可是不久辛亥革命開始了，并沒有考成。父親也是信教的，為此結(jié)識了孫中山周圍的一些人，做過外交部長伍廷芳的秘書。所以家里有過一張孫中山就職的相片，后來兵荒馬亂的，搬幾次家就沒有了。

　　那時候的政治很亂，父母親的一些朋友來家里吃飯，常常在飯桌上談許多事情，像蔣介石、孫中山、鄧演達、廖仲愷等等這些名字，我都是聽熟了的。有一次聽他們說，某某專員在火車站被人行刺，但是沒有打中，就逃到車站辦公的地方臨時避一下，結(jié)果走的時候，把公家柜子里的錢都拿跑了。政局里的這些故事很多，所以父親不喜歡做官，總在家里嘮叨，說：“政治是骯臟的東西?！髞硭o去政府的工作，做了廣東、廣西兩省浸信會聯(lián)合會的總干事。

　　我的母親正相反，她是封建大家族出身，祖輩在寧波。我的曾曾外祖父是個欽差大臣，做過清朝駐廣州的鹽運使，那是個肥差，所以很有錢。后來廣州有兩個出名的百萬富豪，其中的“王百萬’指的就是我曾外祖父，據(jù)母親說，她小時候用的杯子、吃飯的碗都是金做的。但是到我外祖父的時候敗家了，因為賭錢。曾經(jīng)有一次，他一個晚上就把廣州整整一條街給輸?shù)袅恕懈叩诮郑瑢ｉT做鞋子生意的，現(xiàn)在也很有名，結(jié)果一個晚上就歸別人了。所以從我外祖父起，就破落了。

　　我的母親思想比較開放，給自己放了大腳，而且從家庭里出走，到上海給一個醫(yī)生做幫手，學了一點西醫(yī)。但那個醫(yī)生對她剝削得厲害，于是她又出走，到 Et本學醫(yī)，并在那里認識了一些人。原來她叫王素波，留學時受新思想的影響，給自己改了名字，叫王翰芙，取“漢虎" 的諧音?；貒螅赣H大概是在教會里和父親認識的，后來在培正女子小學做教務主任，也教過家政課。我是家里的第三個小孩，上面兩個姐姐，下面還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

　　那時候廣州有好幾個教會學校，比如培正、培英。我上的是培正小學，校歌現(xiàn)在還記得：“培正培正何光榮，教育生涯慘淡營，培后進兮其素志，正軌道兮樹風聲，……" 另外還有培道女中、真光女中、協(xié)和女師等等女校，當時都很有名。解放后，培正、培道改成了廣州市第七中學，培英改成第八中學，直到 80 年代恢復了一些校名，其他的大概就沒有了。

　　1927 年我十歲，母親因為和合監(jiān)意見不合，辭職不干了，帶我二姐先去了上海。一年以后，父親和我們幾個小孩也過去，坐一條招商局的輪船，把所有的紅木家具都搬上。

　　那時我的年紀小，但表現(xiàn)得很 sm art，給箱子、家具編了號，清點起來很方便，一件都沒丟。到了上海，我們家就住在閘北一條鐵路的旁邊，不久，北伐的軍隊打過來，他們的火車進上海我都有看到。家里一個男傭可能是冒充上海的工人或者怎樣，北伐軍繳械時，他也去了，并且扛了一挺機關(guān)槍回來，把我媽媽嚇了一跳，讓他趕緊拿走。這是我對北伐軍的一點點印象。

　　父親在教會辦的《真光》雜志里做主編，為了生存，母親也掛招牌 當醫(yī)生。沒過多久，蔣介石在南京建立 國民政府，伍廷芳的兒子伍梯云做了外交部長，又把我父親拉去做秘書。父親在南京干了兩三年，期間不斷地換部長，伍梯云下臺后，父親離開了一陣，后來又被孫科拉去做秘書。

　　父親和孫科以前就認識。過去在廣州海邊的大衾島上，教會辦了一個麻風醫(yī)院，在我六七歲左右、父親做總干事的時候，教會派他和一個傳教士到美國為大衾島募捐，那次打的就是孫科的頭牌。后來教會為大衾島第二次募捐，又派我父親操辦這個事情，還是請孫科領(lǐng)頭。當時，孫科在南京做鐵道部部長，想拉父親做秘書，可是父親不喜歡做官，等募捐的事完了就想離開。于是孫科安排父親在上海的鐵路局做專員，負責京滬、滬杭 甬的鐵路線 (按：“甬" 為寧波簡稱)。所謂“專員" 大概就是什么事情都管，也可以什么都不管，具體我就不大清楚了。

　　母親做小兒科的大夫，行醫(yī)幾年，總覺得責任很大，經(jīng)常失眠，所以幾年后就不干了，做家庭主婦。父親在國民政府里做“簡任官員"，那是比較高級別的，相當于現(xiàn)在司局級以上、副部之下的一個級別，所以拿的工資不少，家庭境況好許多，供得起我們五個小孩念比較好的學校。大姐、二姐和我都在滬江大學讀書，妹妹在上海音專學鋼琴，弟弟先‘是在圣約翰大學讀經(jīng)濟，后來也轉(zhuǎn)到了上海音專，大概是學大提琴或者聲樂。當時教會學校很貴的，比如我在滬江讀書，一年要三百多塊，那么幾個孩子加起來，家里負擔還是蠻重的。到了每年交學費的時候，母親都要在那里算半天，就是說，也并不那么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