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倫：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機制過多，而中國社會更多的是等級制的？

施密特：我總是不大愿意把2000年前的儒家學說同今天的西方社會相比。無論歐洲人多么喜歡民主，喜歡雅典和伯里克利（Perikles，古雅典民主派政治家，曾統(tǒng)治雅典，主張擴大雅典海上勢力和平民階層的權(quán)利——譯注），他們不明白以下的事實：古代雅典有奴隸，雅典社會由三個不同的階級組成，即雅典公民，人數(shù)最少；外來居民，人數(shù)較多；奴隸，占絕大多數(shù)。外來居民和奴隸沒有公民權(quán)，雅典的民主在相當程度上是精英們的民主。在19世紀的歐洲，啟蒙主義開始以后，民主也是精英們的民主。婦女沒有選舉權(quán)，男子的權(quán)利受很大限制。表決時，擁有大量地產(chǎn)的人較之沒有地產(chǎn)的人，分量要重得多。歐洲民主主義者的傲慢使他們對歐洲民主直到進入20世紀后仍然保持的嚴重缺陷熟視無睹。例如在德國，直到1919年才實行婦女普選權(quán)，那時我都已經(jīng)出生了。

西倫：再回到當前儒家學說的強項問題上來。它對未來中國的凝聚會起什么作用？未來的中國將出現(xiàn)越來越大的文化真空。

施密特：這是大問題之一。新中國成立后的頭25年里，人們似乎同儒家學說原則上決裂了，把它廢除了。中國出現(xiàn)了一個思想意識的真空，或者說（如果您愿意這樣表達）哲學的真空。今天，又過了30年，看起來儒家學說又會變得重要起來。

西倫：因此對媒體實行較嚴的控制。

施密特：如果您把它同德國、丹麥或荷蘭相比，對媒體的控制是嚴的；如果同毛澤東時代或者勃列日涅夫、赫魯曉夫或斯大林時代比，那是弱的。

西倫：出現(xiàn)真空的時候，進行更加公開的討論不正是有意義的嗎？

施密特：比起我們在伊拉克、沙特阿拉伯、敘利亞，或者不斷更換總統(tǒng)的委內(nèi)瑞拉、哥倫比亞所看到的統(tǒng)治制度，目前中國的一黨統(tǒng)治肯定是更合適的。只要中國領導人不犯重大錯誤，他們的一黨統(tǒng)治不僅對中國人，而且對所有的鄰國都是有價值的，比退回到國共兩黨打內(nèi)戰(zhàn)或者李姓軍閥同王姓軍閥打混戰(zhàn)更有價值。

西倫：如果人們感到了真空，就可能開始對過去幾百年在中國出過的書籍、想過的問題和教過的學問產(chǎn)生興趣。不僅在中國，還在全世界，都會是這樣。

施密特：與此相關，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的一本書給我印象深刻。雅斯貝斯是德國一位杰出的大學哲學家，1956年他出了一本題為“大哲學家”的書，第一章寫“四個權(quán)威人物”：蘇格拉底，孔子，佛祖和耶穌。這樣的排列令我感到驚奇——我那時對佛教和儒家學說還一無所知——但我被雅斯貝斯的思想折服了。佛祖在印度和東南亞國家，也在中國和日本，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影響遠遠超出了他本國的范圍。巴勒斯坦猶太人的耶穌當然也是這樣。還有蘇格拉底，他對美國和歐洲青年人的教育依然起著重要作用。而孔子雖給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打上了烙印，卻還沒有達到風靡全球的程度。所以中國人正在到處成立孔子學院。雅斯貝斯此書最觸動我的是，那四個權(quán)威人物之一不是柏拉圖，也不是亞里士多德，而是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的思想何等有信服力，以至于他不用寫成文字就能傳諸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