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家回望，看見的是太監(jiān)的身影。如果能當作家，誰會做批評家？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瑪佐夫兄弟（Karamazovs），誰會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反復敲打最敏銳的洞見？如果能塑造《虹》（Rainbow）中迸發(fā)的自由生命，誰會跑去議論勞倫斯（Lawrence）的心智平衡？所有的偉大寫作都源于“最后的欲望”，源于精神對抗死亡的刺眼光芒，源于利用創(chuàng)造力戰(zhàn)勝時間的希冀?！肮饷鲝奶旖怠保哼@句五言詩不過是故作深沉的把戲，卻流傳了三個世紀。如果能賦詩傳唱，如果能取材自己有限人生鑄就不朽小說，創(chuàng)造永恒形象，誰會選擇做文學批評？大多數(shù)人不過是灰頭土臉地活在舊電話號碼薄中（謝天謝地，這類電話薄收藏在大英博物館）。從生存的實況而言，他們比起福斯塔夫（Falstaff）或蓋爾芒特婦人（Madame de Guermantes）更少生命的真實和豐收。

想想這一切吧。批評家過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寫作。他要別人來提供詩歌、小說、戲劇。沒有他人智慧的恩典，批評無法存在。盡管憑借風格之力，批評也可能成為文學，但往往情況不多，除非是作家為自己作品評論或為自己詩學辯護，就像柯勒律治（Coleridge）的批評是正在孕育的佳構，艾略特（T. S. Eliot）的批評是用于宣傳的作品。除了圣伯夫（Sainte-Beuve）之外，誰是純粹的文學批評家？使語言保持生命力的，不是批評。

這些都是簡單的道理（在破曉時分，誠實的批評家會如此對自己說）。但是，我們有忘記這些道理之虞，因為當下尤其強調(diào)批評的力量和自立的威望。批評刊物上充斥著評論與詮釋文章。美國甚至出現(xiàn)了眾多的批評流派。批評家憑能力成為了人物；他的勸導和爭議發(fā)揮了公共作用。批評家相互吹捧。聰明的年輕人不再視批評為挫敗，不再視批評為與自己有限才華的灰沙逐漸憂郁地妥協(xié)；他們認為批評是聲名顯赫的志業(yè)。這不僅好笑，結(jié)果也有害。前所未有的是，無論是學生，還是對文學潮流感興趣的其他人，都在讀書評，而不是閱讀書籍本身；或者說，在努力做出個人判斷之前，他們在閱讀他人的評論。利維斯博士說喬治?愛略特（George Eliot）女士的成熟智慧是現(xiàn)在情感通貨的一部分。同意這說法的人中究竟有多少真正讀過《菲尼克斯?霍爾特》（Felix Holt）或《丹尼爾?德龍達》（Daniel Deronda）？艾略特論但丁的文章是文學教育中的老生常談；如果有誰知道《科梅狄亞》（Commedia），那也只是在幾個簡短片段之中（《煉獄》第二十六章或最后死于饑餓的烏格尼諾那一部分）。真正的批評家是詩人的仆人。現(xiàn)在他卻當起了主人，或者說被當成了主人。他忽視了扎拉圖斯特拉最后、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箴言：“現(xiàn)在，離開我吧?！?/p>

百年前，阿諾德（Matthew Arnold）看見了類似普遍明顯的批評沖動。他認識到，批評的沖動比起創(chuàng)作的沖動要低，創(chuàng)作的快樂和重要性絕對更高。但他認為，批評的喧囂階段是詩學新時代來臨的必要序曲。我們是后來者，這是我們的痛處。在我們到來之前，時代的政治暴行已經(jīng)將人文價值和希望前所未有地毀滅。

任何對文學及其社會地位的思考，都得從這毀滅出發(fā)。根本上說，文學持續(xù)關注的是人的形象，關注的是人類行為的方式與動機。無論是作為批評家還是只作為理性的人，我們行動的時候，不再假裝，我們對人類可能性的看法沒有深刻變化；不再假裝，在1914到1945年間大約七千萬男人、女人、兒童在歐洲和俄羅斯因饑饉和暴力而滅絕之后，我們意識的質(zhì)地沒有根本改變。我們不能假裝貝爾森集中營與負責任的虛構生活沒有關聯(lián)。在不久之前，人施于人的暴行已經(jīng)影響到作家的主要材料（人類行為的極限與潛能），并用新的黑暗擠壓著大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