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是中國通俗舊小說的一種重要類型，多以俠客和義士為主人公，描寫他們身懷絕技、見義勇為和叛逆造反行為。中國最早出現(xiàn)的長篇武俠小說為清代古典名著《三俠五義》。

武俠文學的源頭當有二：一是漢初司馬遷的《史記》中的游俠、刺客列傳；二是魏晉、六朝間盛行的“雜記體”神異、志怪小說。

火藥沒有發(fā)明之前，刀槍劍戟都被稱為冷兵器，在冷兵器時代，個人的武術技巧就顯得十分重要，它既可保家衛(wèi)國，又可以用它求取功名富貴，尤其是統(tǒng)治者，更是十分看重，在中國古代教學，是文武并重的，《周禮》中記載“六藝”。六藝中的射與御，就是射箭、駕戰(zhàn)車揮刀槍作戰(zhàn)的。

據(jù)今已有兩千多年，至南朝劉宋時，已有武術之稱。會武術的人，一方面進入朝廷的軍隊，成為職業(yè)軍人，這類人為朝廷所用，自然也就會在浴血沙場的同時，求得功名富貴。

但總有一類人，他們因各種各樣的原因流落民間，又自恃一身好功夫，挑戰(zhàn)權貴、邪惡，扶危濟困，這也原本沒有錯，但也有因所謂重感情、講義氣而犯糊涂的時候，只為報恩或復仇，可以置國家法律與他人利益于不顧，這就是韓非子說的：“俠以武犯禁。”但如果在一個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朝代，當俠客們嘯聚山林，當起“綠林好漢”來“替天行道”，公然與當權者叫板時，這種行為，卻得到老百姓的擁戴，這同時也是俠客植根人們心中，得到人們喜愛的重要原因，如《水滸傳》中的魯智深、武松等。

最初的俠客多是獨立的，個人的行為，如《史記》中記載的聶政及著名的荊軻刺秦王的故事。這樣的人和事，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還不少，當時由于七國之間爭霸稱雄，恩恩怨怨很多，各國權貴們都爭相征賢納士，這里的士，就是指武士，如當時的信陵君、平原君都養(yǎng)了好幾百甚至上千的這類食客，這也就給這類武士俠客們創(chuàng)造了生存條件，他們大多以俠義著稱，或為國，或為報主人之恩，充當刺客，甚至不惜舍生取義。這是封建時期的一大社會特點，歐洲中世紀時期的騎士，以及日本的武士，都與其類似。

這些俠義武士，歷朝歷代都有，他們那種大義凜然，扶危濟困，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畏強權，不畏殘暴的武俠精神，十分為人們所敬仰。這些武術人士大多是真人真事，瓦崗寨、水滸中的俠客們不提了，如少林武功，武當派武功都是實實在在的武術流派，也有不少名家出自這些派別，弘揚了武術精神。

不過，另一類俠客就與許多武俠小說有些類似了，他們似乎總存在于事實與虛構之間，這也似乎很深地影響了后世武俠小說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他們總是帶有神奇性和神秘性，有的甚至過分夸大了武術本身的功能及作用，但這種以超人形象出現(xiàn)，除暴安良的武俠，又恰好反映了人們的希冀和愿望，這當中對后世武俠小說影響最深的有三個人物形象，那就是趙處女、紅線和昆侖奴。趙處女源自《吳越春秋》，紅線出自唐袁郊撰《甘澤謠》，昆侖奴則出自唐《傳奇》，歷史上，許多身懷絕技的武俠常常愿意退隱江湖，這是因為人心叵測，即便是恩重如山的主人們也是如此，這種思想也影響了后世許多武俠的為人和武俠小說的創(chuàng)作。而從另一個角度講，官場的腐敗與黑暗，也使他們更愿意潔身自好，不愿意同流合污，這也是武俠們得到人們尊敬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是文人們一種理想的人文精神，所以歷朝歷代有那么多的文人愿意記錄書寫創(chuàng)作這些武俠故事，也是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