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鮑勃·迪倫（Bob Dylan）真來了。喊了多少年了，盼著他老人家保重身體，硬硬朗朗的，能在有生之年來中國一次，沒想到，在這個兔年的春天，終于守候到了這只民謠老白兔。

在中國，鮑勃·迪倫的符號意義遠(yuǎn)遠(yuǎn)大于他音樂的傳播。其實，他的歌，我能記住旋律的，不超過五首。他被他的傳奇裹挾著順流而下，盡管幾十年前他就拒絕當(dāng)時代的代言人，可是，只要人群需要，你怎么想微不足道。所以，當(dāng)我們談?wù)摰蟼惖臅r候，可以從沒有聽過他的任何歌曲，好比我們繪聲繪色地講外星人的故事。這個民謠外星人坐在自己半個世紀(jì)的光環(huán)里眺望洶涌的人群，一定很孤獨。其實他是電影《教父》里的老頭子科利昂，他的壞有幾分浪漫，他的反叛摻雜著溫情和絮絮叨叨。他衰老地坐在果園里，不如后來者那么狠，那么酷。人類也進化得比先輩們更實用，更邪惡。

每個民族都呼喚著自己的迪倫，用親切的母語歌唱人們對自由平等有尊嚴(yán)的生活的渴望。

哪里有貧困、不公、屈辱，哪里就會生長出悲傷或者倔強的民謠。俄羅斯有弗拉基米爾·維索斯基（Vladimir Vysotsky），法國有艾迪特·皮雅芙（Edith Piaf），智利有“歌魂”比奧萊塔·帕拉（Violeta Parra）。

中國最不缺這樣的土壤了，將要長成迪倫的有兩個人，崔健和羅大佑。他們在時代大轉(zhuǎn)彎的渦流里化而為鳥，一飛沖天，崔健的《一無所有》、羅大佑的《亞細(xì)亞的孤兒》，承載了大規(guī)模的集體潛意識，就像令狐沖體內(nèi)的陌生氣流，除非一吐為快，否則當(dāng)事者會自我引爆。老崔或者羅大佑也在試圖作別的嘗試，不愿意總被群體意愿附體。這是所有鮑勃·迪倫們的共同困惑，關(guān)鍵是誰也無法指認(rèn)哪里才是自我的邊界，并且，他們心很軟，不會先鋒到把時代遠(yuǎn)遠(yuǎn)地甩開。比起迪倫，他們只差那么一層火候，最后的登頂，不靠才華、運氣和身體，靠的是上天賜予的那一點挫敗、頹喪和靜默，猶如郭靖在華山論劍前開始短暫地懷疑人生。

祝愿老崔和大佑成功，到那時海峽兩岸，一邊一個鮑勃·迪倫，誰也別爭，誰也別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