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稱“性嗜酒”的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把酒抬高到了和自己生命同等的地位：“在世無所須，唯酒與長年”（《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五）。生前他以“家貧不能常得”酒而遺憾（《五柳先生傳》），還斷言自己死后也會因在世時“飲酒不得足”而抱恨（《挽歌辭三首》之一）。據說在彭澤做縣令時，他將“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嘗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他現存一百四十二篇詩文中，有近六十篇直接或間接涉及飲酒，占去了他全部創(chuàng)作的五分之二，難怪在他死后流傳著“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的夸張說法了。最先給這一現象做出解釋的要算那位梁太子蕭統(tǒng)，他善意地為陶淵明的嗜酒開脫說：“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边@就是說酒只是陶淵明手中的工具或手段，他飲酒并不在于酒本身，而是借飲酒以達到其他的目的。清人馬墣認為飲酒不過是陶淵明的遁世之方：“誠見世事之不足問，不足校論，惟當以昏昏處之耳?！瘪R墣：《陶詩本義》卷三，清與善堂刊本。陳寅恪先生也認為陶淵明是以酒來逃避政治：“《五柳先生傳》為淵明自傳之文。文字雖甚短，而述性嗜酒一節(jié)最長。嗜酒非僅實錄，如見于詩中《飲酒》、《止酒》、《述酒》及其關涉酒之文字，乃遠承阮、劉之遺風，實一種與當時政權不合作態(tài)度之表示?！弊匀?，“性嗜酒”在魏晉并非僅見于陶淵明，竹林七賢個個都“肆意酣暢”，其中阮籍、劉伶諸人更是以酒為命，縱酒成癖?！妒勒f新語·任誕》篇載：“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瘚D曰：‘敬聞命?！┚迫庥谏袂?，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阋七M肉，隗然而醉矣?！惫糯懊?、“命”二字通用，“以酒為名”即“以酒為命”《黃生義府》卷下。這一則頗具戲劇性的對話，生動地勾畫出了劉伶這一酒徒的形象。阮籍也是見酒忘命，連母逝居喪也爛醉如泥?！妒勒f新語》同篇載：阮籍聞步兵“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其時許多人把飲酒看成是生活的全部內容和目的，晉吏部郎畢茂世最大的人生愿望就是“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這甚至也是那時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態(tài)度。東晉吳郡一小卒在蘇峻之亂中救過庾冰的性命，亂平后庾冰想報答他，問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這位小卒的要求只是：“出自廝下，不愿名器。少苦執(zhí)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余年畢矣，無所復須。”小卒這種人生理想在當時居然得到廣泛的認同和稱道：“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王瑤先生對這一社會現象的看法與陳寅恪先生相近，認為“對現實的不滿和迫害的逃避”，是包括陶淵明在內的魏晉士人飲酒的“最重要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