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會說，在購買更多珍本圖書、銀盤和郵票時，這種關于事實的知識就會派上用場。但是，這并不是使用知識來豐富生活，獲得智慧——當人們以人文主義態(tài)度來掌握和使用知識時，所有知識都可用來實現(xiàn)這個目的。

我并不是從一個持嘲笑態(tài)度的局外人的角度來提出這些看法的。我喜歡棒球、歌劇，欣賞火車車廂，喜歡閱讀破案故事，我對這些東西有所了解。然而，使我感到沮喪的是，有的人知道得更多，看來卻不能利用這樣的知識，所干的事情只有與同類人聚會，攀比誰知道的信息更多。

所有人文教育倡導者們的做法與我的類似，往往強調它作為一門精神課程的重要性。他們會說，這門課程重在構造，而不是提供信息；他們敦促教師們記住，在教學活動中主要關注的不應是解釋內容，而更確切地說是要培養(yǎng)思維方式和感覺方式。有些人文課教師認為，這甚至是一種茁壯成長的過程，是一種自尊的姿態(tài)，并且補充說，如果本科生在畢業(yè)10年之后忘記了他在大學里學習的一切，他們也覺得沒有什么關系。這樣說看來會將高層次的人文課程與以就業(yè)為目的的低層次單調課程區(qū)分開來。這是一種滑稽的情感。如果學生真正領悟了人文學科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他就肯定會想起他在具有修養(yǎng)的心靈中建構起來的一系列要素。

其次，人文學科是一個巨大的語匯體系——術語、短語、名稱、典故、人物、事件、格言、機敏的應答：成千上萬具體化的意義，借助它們人們可以思考和評價世事。所有這些都是事實，所有這些都是需要以理性方式精確牢記的知識。因為如此，作為一個知識體系的人文學科提供一種共同語言。我們大力提倡“交流”，聲稱自己受到缺乏交流造成的影響。我們應該要求對話，而炫耀知識的人很難實現(xiàn)這一點。其原因在于，對話是良好社會和美好生活的原則。它是關鍵的一步，幫助我們走出職業(yè)牢籠、專業(yè)牢籠和消遣牢籠，而且還幫助我們走出藝術牢籠和學術牢籠。

特別說明

本書有幾章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已在刊物上出現(xiàn)過：“文化：高雅與枯燥”以“學術與文化對壘”為題，刊登在《大西洋月刊》（1984年11月）上；“無法解決的問題：為藝術提供資金”以“無法解決的問題：對藝術的贊助”刊登在《美國哲學學會會刊》131，No.2（1987）上；《查找！核實！》刊登在《美國學者》（1987年，秋季）上；“歷史如今在何方？”刊登在《馬薩諸塞州歷史學會會刊》（1983年）上；“批評家的作用”以“批評家的作用是什么？”為題，是年度人文講座的內容（1988年1月25日于紐約州紐約市第92大街）；“重視時間和空間”以“批評家、公眾與歷史感”為題，刊登在《雜論》（1985年秋季—1986年冬季）上；“退場吧，人文學科”以“人文學科的現(xiàn)況”為題，出現(xiàn)在《雅克·巴爾贊的三次談話》（北肯塔基大學，1980年）中；“藝術的過?！币浴八囆g的過量”為題，刊登在《哈勃周刊》（1986年7月）上；“單一成因謬見”以“沃爾特·普雷斯科特·韋布與歷史的命運”為題，出現(xiàn)在《沃爾特·普雷斯科特·韋布與歷史教學文集》（丹尼斯·賴因哈茨和斯蒂芬·E·邁齊里希編，得克薩斯州卡城：得克薩斯農工大學出版社，1985年）中，得克薩斯大學阿靈頓分校的沃爾特·普雷斯科特·韋布紀念講座授權使用；“敗壞的許可證”以“修辭與正確性：語言科學中的若干謬見”為題，出現(xiàn)在《創(chuàng)造文字：20世紀80年代英語教學國際會議論文選》（帕特里夏·德默斯編，倫敦：麥克米蘭，艾伯塔：艾伯塔大學出版社，1986年）之中；“邁向21世紀”以“文化的現(xiàn)狀”為題，出現(xiàn)在《哥倫比亞世界史》第III卷（彼得·蓋伊和約翰·A·加拉特編，紐約：哈珀和羅，1972年）中，該書于1972年由哈珀和羅出版公司獲得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