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記得在哪一年,有位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長輩打了個電話給我,說是認得我母親。時間無論如何應該在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回大陸之前。姐姐遠在美國,當然沒有機會相逢,我跟我內(nèi)人同往。
這位長輩的大名是童曈,一下子我想起來了,他是一位名律師。
我們受邀一起吃飯,在座的還有他的夫人、他的公子童虎,童先生跟我說,他還有一個兒子在美國,名為童龍,一個是龍年生的,一個是虎年生的。不記得是哪一位公子,好像是IBM在臺灣的總經(jīng)理。這位童夫人顯然不是元配,對我們的過去并不清楚,倒是童律師說起了一段往事。
童律師說,他曾經(jīng)受母親之托,乘江輪帶著姐姐順流而下,把姐姐帶到一個他如今也不太記得的地方,又交給什么人。我猜想大概是上海某處,然而也無從查證了。童律師原名不是童曈,這是母親跟我說的。我問姐姐可曾有過乘江輪的印象,她說有過,當時是一位伯伯帶著她。對于她幼年時還有沒有其他的記憶,她大概說得上來的只有兩三件。其中之一是在托兒所里,大家過團體生活,早晨的時候有起床號,就是一般軍營里的那一段“打滴打答…底滴打搭…答答答滴…滴底打搭……”,她記得許多小朋友把這個起床號改成同樣音調(diào)的歌訣:“大清早上,趕快起床,我來看豬,豬在床上!”
另一件是,她居然在上海上過學,還學了一點英文。經(jīng)查證,當時上海的確有的小學在一年級起就教英文的。然而她只比我大一歲多,她在學英文的時候,我應該正在清涼寺里當小和尚,這是后話。某年去美國跟姐姐相會,她從阿肯色州到紐約來會我,我們身邊還有她那不會說中文的小女兒,有二十多歲了。我談起在大陸所見所聞,當然說的是中文,她的女兒似乎聽出一點端倪,便問媽媽你知道了自己的幼年嗎?姐姐用英文回答說:“I still don’t know.”
長輩依然不舍幾十年前的情義,也要看看老友之子女境況如何。這樣的人情,就是我們這一代也不多見了。
另外也有一個短暫而奇特的遭遇,應該說,只是對話。
那次我承蒙中山文藝基金會之邀,擔任散文獎的評審,因為是復審,并沒有開會,審稿都以通訊來往?;饡亩麻L是劉真先生,誰都知道他是臺灣師范教育之父,也擔任過師大校長跟教育廳長等職。大概是從復審委員名單中看到了我的名字,老人家居然主動打電話來,說是認得我母親。我們在電話中談了一會兒,聽到他對母親的才情與容貌的贊美。老先生是我從小便知道的人物,他要我隨時去他的辦公室談談。但是有一回想起來應該去拜訪他老人家時,他病得不輕,便沒有去打擾。
另外還有一次,當時我還在中廣當播音員,有一天新聞局副局長甘毓龍先生打電話來,邀我去他的辦公室見個面。到了后,方知我們是親戚。他的夫人家與我母親家是親上加親的親人,我只會這么說。相信很多從大陸來臺的第二代,都不容易弄清楚親族關(guān)系,實在由于家里的人口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