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與曾國藩在同一時期的中國生活，他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弱點》，寫到他對當時中國人的觀察，其中一個強烈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中國的“一串錢”永遠不可能是預想的一百文，陜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隸是三十三文?！斑@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分布在城市邊的幾個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個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嘆息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問一個中國廚師，面包里為什么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面包里就不放”；問：“你們這個城市有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為什么不留一點過冬？”答案也只有一個：“不，我們這兒冬天從來沒有冰制食品。”

這位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傳教士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士大夫階層一樣陳腐混沌。胡適批評他們：“宋儒雖然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并不在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絕對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面，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無上智慧?！?/p>

晚清困局，十分被動，華洋沖突不斷。越是這樣的朝廷中，說性理者風頭越足，好空談，好講華夷之辯，好講血性，好以道德和口號救中國。一被動就激進，一保守就頑固。倭仁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家，他說：“孔門大路，……惟有斂心遜志，亦趨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務。”

蔡元培評論過這些掌握著大權的腐儒：“自漢以后，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圍，惟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我國的哲學，沒有科學作前提，永遠以‘圣言量’為標準，而不能出煩瑣哲學的范圍。……整整四千年的中國教育，除了有過科學的萌芽以及玄學曾成功地站住腳以外，可以說，在實際上絲毫沒有受到外來影響，它僅僅發(fā)生了由簡單到復雜的變化。”

一直到老曾與李鴻章這一代，閉著眼睛過不去了，他們身在一線，戰(zhàn)爭是真刀實槍，割地是真金白銀，切膚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鴻章的一句話，足以把儒學從底部掀翻：“孔子不會打洋槍。”

打槍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詳盡“這物那物”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