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垣接替田中任陸軍大臣后，非常重視對預備軍人的培養(yǎng)與教育，積極籌建青年訓練所。1924年，在縮減軍備的強大壓力下，陸軍削減了4個師團，而節(jié)省下來的經費的一部分用來組建青年訓練所和指派現役軍官到各中學擔任軍事教官。宇垣認為，對十幾歲的少年進行軍事訓練，可使青年人與軍隊密切接觸，了解戰(zhàn)爭，使社會成員都成為天皇之下有紀律、有戰(zhàn)斗力的軍人，這是強國的重要手段。日本“皇軍”創(chuàng)始者山縣有朋于1917年提出，為了在未來的戰(zhàn)爭中贏得勝利，“務必動員全體國民，用盡其力，依靠上下一心、舉國一致的力量”。

日本軍部為了借鑒國外戰(zhàn)爭經驗，專門成立了臨時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后發(fā)行五版“關于參戰(zhàn)諸國的陸軍”的報告。報告中專門有“國家總動員概說”一節(jié)，明確提出：“近世的戰(zhàn)爭是國家總力之戰(zhàn)，非僅軍隊之爭。”（注：這一時期，日本出版了許多關于總體戰(zhàn)爭的書籍：1916年出版了《國民皆兵主義》（楠瀨幸彥著，黑潮社1916年版）；曾擔任“支那駐屯軍司令官”佐藤鋼次郎中將于1918年發(fā)表了《國民的戰(zhàn)爭和國家總動員》（二酉社1918年）一書，1920年出版了《國防上的社會問題》（冬夏社1920年），《國防上的社會問題》最有影響力，書中提出“國民軍隊化”、“軍隊社會化”的國防構想，意在建立總體戰(zhàn)體制；永田鐵山于同年向日本陸軍大臣提出《關于國家總動員的意見》。）日軍中另一位重要人物永田鐵山在這方面下的力氣更大，他在研究歐戰(zhàn)的基礎上，結合日本實際情況，花了數年時間，于1920年完成了一份180頁的長篇報告書，題目為“關于國家總動員的意見”。這份報告既是對歐洲一戰(zhàn)的戰(zhàn)爭總結，也是未來日本對外戰(zhàn)爭的總體戰(zhàn)藍圖。永田把國家總動員定義為：臨時地或永久地對國家權限范圍內的一切資源、機能進行統治和配置，使之最有效地利用于進行戰(zhàn)爭，主張將來應該采取的動員包括國民動員、產業(yè)動員、交通動員、財政動員、精神動員等。顯然，永田的構想遠遠超越了田中和宇垣。

日本國民中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也被日本政治家、軍人納入到總體戰(zhàn)的框架之內。這就是日本浪人。日本浪人表面上是到中國來找飯吃的破產武士，實際上也被納入現役日本軍隊的指揮系統。張學良說：“日本所謂的‘浪人’，不是有地位的人?！比毡纠巳?，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產物。

日本早在德川幕府時代，以幕府將軍為首的武士階層執(zhí)掌著國家統治大權，整個社會的統治階級由以幕府將軍、大名（諸侯）為代表的上層武士到低級的足輕（步卒）下層武士組成，上層武士掌握幕府及諸藩政權，并擁有封地，中下層武士只能從將軍及大名那里領取祿米。（注：日本武士階層分不同等級：幕府將軍、大名（將軍的家臣、諸侯，又稱為“大名”。大名，類似于中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軍閥，擁兵自重，割據一方）、藩士（大名的家臣）、士卒（藩士的家臣和士卒）。這樣，從將軍到士卒，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封建武士階層。）1869年，明治政府強制剝奪了封建武士階層的特權，將軍、大名等中上層武士因由政府贖買其土地而轉化為僅次于皇族的統治階級，稱為華族，大批下層武士失去俸祿，離開主人家，落魄為無業(yè)游民。于是，一個具有新的歷史特色的階層——浪人階層產生了。因此，張學良說浪人“不是有地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