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文章中，蔣夢麟還分析了中國社會進步應該采取的三項措施：一要改良起居；二要修筑道路，振興實業(yè)；三要獎勵并推進學術。他認為前兩項屬于物質方面的改良，比如生活在臭水溝和豬圈的孩子，只能是“皮黃骨瘦，精神疲倦，做事委靡”；后一項則屬于精神領域的進步。

他說：“學術者，一國精神之所寄。學術衰，則精神?。痪竦?，則文明進步失主動力矣。故學術者，社會進化之基礎也。”（同上，第15—16 頁）但是，由于我國在學術方面歷來有漫無系統(tǒng)、重視應用、專重古文等弊病，致使學術研究不是出于興趣，而是為了應用。這種主次顛倒、源流混淆的做法，遏制了學術的創(chuàng)新能力。

為了進一步說明如何才能推動學術進步，他還用經商和做人作比： “夫對于金錢不忠實，不可以為商。對于行為不忠實，不可以為人。對于知識不忠實，其可以言學術乎？”（同上，第17 頁）因此，“欲求學術之發(fā)達，必先養(yǎng)成知識的忠實”。養(yǎng)成對知識的忠實，是做學問的最基本的要求。胡適所謂“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也是這個意思。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蔣夢麟總結道：“以正義為先導，以養(yǎng)成健全之個人進化的社會為后盾，張旗鳴鼓，勇猛前進，此即所謂為和平而戰(zhàn)也。戰(zhàn)而勝，則平民主義由是而生存，真正和平由是而永保。和平與教育之關系，如是如是。”（同上，第17—18 頁）

3. 職業(yè)與文化

蔣夢麟留學歸來，遇到中華職業(yè)教育社成立。倡導職業(yè)教育是當時很有影響的社會思潮之一，面對這一思潮，蔣夢麟非常冷靜。他認為職業(yè)教育固然需要，但如果以為除了職業(yè)教育之外就沒有其他教育，或者說所謂教育就是職業(yè)教育，那就大錯特錯了。

為了糾正這種錯誤認識，他寫了《教育與職業(yè)》《職業(yè)教育與自動主義》等文章。他指出：教育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國家有問題，故有國家教育。社會有問題，故有社會教育。個人有問題，故有個人教育。職業(yè)有問題，故有職業(yè)教育”。如果有關問題不能解決，那就是教育的失敗。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職業(yè)教育，不過是教人“操一技之長而藉以求適當之生活也”。但是，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在職業(yè)問題之外還有許多問題，它最終還需要通過文化教育來解決，這就是普通學校應該承擔的功能。因此職業(yè)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他認為：“學校非專為職業(yè)而設，舉學校而盡講職業(yè)教育，則偏矣。”（同上，第22—23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