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說是“沒有邊界的海勒”，猶豫讓我寫成了“沒有邊界的越軌”。因為要談的是《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而不是它的作者——那位今天已經(jīng)被人們譽為黑色幽默大師的海勒。盡管，海勒本人和他的作品一樣值得我們咂味與追究。

上一世紀末時，忙于進行百年總結(jié)的中國讀書人，把世界文學進行了百年百部的座次排位。懷著自尊自愛的心情，把中國文學排進去了18部之多，但終于沒有把《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遺忘落下，而且還把它排得比較靠前：第31位。這說明了《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在中國知識界的深入人心，可以與金庸那竟也進入20世紀百部經(jīng)典的《天龍八部》一比高下。不知道這是《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的幸事，還是一次對黑色幽默的模仿。但無論如何，證明了人們對《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的接受和對約瑟夫?海勒的容納。

約瑟夫?海勒

人們對《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的理解，也許更多的是對“黑色幽默”作為曾經(jīng)影響了世界文學的一種現(xiàn)象的認同，而并非對海勒和《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的贊賞。異常奇怪的是，作為一部純粹的軍事文學，《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具有20世紀世界文學的意義，卻沒有對中國的軍事文學產(chǎn)生絲毫影響，而蘇聯(lián)的衛(wèi)國文學，并沒有獲得世界文學的某種地位，卻對我們的軍事文學產(chǎn)生了巨大的、根深蒂固的影響。就是到了今天，人們已經(jīng)可以自由清梳文學的時候，我們也仍然無法擺脫蘇聯(lián)衛(wèi)國文學的束縛，無法從蘇聯(lián)衛(wèi)國文學那棵蓬勃大樹的陰影中走將出來。

蘇聯(lián)衛(wèi)國文學對我們的軍事文學之所以有遺傳性的父子般的左右，其根源之一，大約是我們與其意識形態(tài)的強大吻合。毫無疑問，一致性的意識形態(tài)，自然也就導致我們對其衛(wèi)國文學的全面接納、模仿與借鑒，這也是文學家族中的血緣、近親中無可逃避的一種關(guān)聯(lián)。而《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相對于蘇聯(lián)衛(wèi)國文學對我們的影響、接受與研究，應該說是因為意識的差別，遭到了一種實質(zhì)性的冷遇，如同一輛零件、設備都異常現(xiàn)代的豪華轎車無法在我們的山道上行駛。之所以如此，也就是緣于《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的諸多超常的越軌。

說起來，越軌的首先是海勒的非愛國主義與非英雄主義寫作。我們談論《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時，從來都回避作品中對非愛國主義與非英雄主義的張揚，而以“反戰(zhàn)”二字，把這種更為敏感也更為深刻的內(nèi)容一言以蔽之。從而，也把海勒建立在非國家、非民族、非英雄、非理想基礎上的對生命與人的巨大尊重與愛惜一掃帚掃到了門后的角落。

尤索林行為上因反戰(zhàn)、厭戰(zhàn)、貪生怕死、被戰(zhàn)爭扭曲的靈魂成為泡沫而在我們眼前漂動不止，而他對生命的熱愛與對他人的尊重，卻像泥沙一樣，被我們在某種意識形態(tài)屋檐下的閱讀趕到了河流下的泥床之上。奈特雷深愛一個妓女，在完成飛行任務后，生怕被送往安全的美國本土，僅僅為了能和大街上的妓女多見幾面，甘愿留在地中海上空的戰(zhàn)場上繼續(xù)飛行。當尤索林把奈特雷陣亡的消息告訴他心愛的妓女時，那個肥碩、肉感的妓女把對奈特雷全部的愛一股腦兒轉(zhuǎn)化為對帶來了噩耗的尤索林的恨。

小說的尾部，用大量的篇幅展示了妓女因怒恨尤索林而千方百計地對他進行廝打、謾罵，乃至無計不施、無處不至地仇殺。而尤索林對這個失去控制的妓女，除了回避，就是躲藏，沒有絲毫的怨恨，沒有絲毫的以牙還牙。就是在他的好友阿費強奸了女傭并將女傭從樓上的窗戶扔向大街，使女傭的死亡在戰(zhàn)亂中如死了一只瘟雞樣而無人問津時，尤索林也沒有對一個比傭人更為低下的妓女進行一個軍人式的呵斥。這實在把尤索林對生活、生命與人的愛與尊重表達得淋漓盡致，使我們在所謂“反戰(zhàn)”的表層下，清晰地看到了“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乃至“英雄主義”對人與生命的侵害；看到了《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在超越“國家”、“民族”、“戰(zhàn)爭”、“和平”、“英雄”、“利益”等等這些龐大、雄重的理念后，對人與生命無奈的苦笑與撫摸。

當然，不能說對國家主義與英雄主義的越軌，就在思想上優(yōu)越于愛國主義與英雄主義，不能說對某種意識的反動，就是思想的深邃。但《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告訴了我們，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說，無論從哪個瞭望孔中去窺探藝術(shù)的奧秘，越軌，都是推動文學發(fā)展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動力。換句話說，沒有越軌，也許就沒有藝術(shù)。放棄對《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中意識的討論，但它越軌的藝術(shù)，卻給我們的創(chuàng)作與閱讀，提供了一面發(fā)亮的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