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年少的時候，這些親戚家境都還是不錯的。隨著晚清政治、經(jīng)濟的衰退，農(nóng)村土地兼并的加快，很多中小地主失去了土地，生活變得越來越困難。今昔對比，不是曾國藩的幾個弟弟所了解的。想想自己與別人的過去，看看將來的可能性，曾國藩不禁感嘆。他教育幾個弟弟說：

凡盛衰在氣象，氣象盛則雖饑亦樂，氣象衰則雖飽亦憂。今我家方全盛之時，而賢弟以區(qū)區(qū)數(shù)百金為極少；不足比數(shù)。設以賢弟處楚善、寬五之地，或處葛熊二家之地，賢弟能一日以安乎？

凡遇之豐嗇順舛，有數(shù)存焉，雖圣人不能自為主張。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處楚善、寬五之境。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于我，我當以所馀補人之不足。君子之住嗇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為較之尤嗇者，而我固己厚矣。古人所謂境地須看不如我者，此之謂也。

所以，對于自己的所作所為，曾國藩是堅持不二的。他堅定中帶有批評的語氣說：家中愿意慷慨贈送，你們千萬不要因為我的書信改變父母的想法。這個做法，哥哥提出，父母玉成，不管對或者不對，你們做弟弟的都要“置之不論”。

到了道光末年，湖南農(nóng)村經(jīng)濟出現(xiàn)嚴重的困難，稻谷高達三千五百文一擔，曾國藩感嘆：“此亙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他曾經(jīng)一度想解決之法，具體就是建置“兩田”：為曾氏置義田，贍救孟學公以下貧民；為本境置義田，贍救二十四都貧民。但由于世道日苦，曾國藩自己條件也不寬裕，義田沒法辦起。后來他又思考模仿朱熹的做法，興辦義倉，用以賑助兇年貧乏之人。按照曾國藩的設想，他家先捐谷二十石，附近各富家亦勸其量為捐谷。每年夏天青黃不接的時候借給貧困戶，秋冬收獲后每石加一斗息收還，豐年不增，兇年不減。他認為，“數(shù)月之內(nèi)，一轉(zhuǎn)移之間，而貧民已大占便宜，受惠無量矣”。

曾國藩所做的這些事情，雖然限于他的親戚族類，限于本宗本地，但是，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作為一個領導者，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做一些有利于鄉(xiāng)里的事情，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nóng)村經(jīng)濟落后、人民生活困難的局面，但是他有這樣的舉措、想法，也是難能可貴的。與那些當官以魚肉百姓為本的領導者、那些只顧一家吃飽不管他人死活的領導者相比，應該是高尚的，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