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極其重視愛民教育，預防軍隊擾民。有一段時間，湘軍在江西紛紛出現擾民現象。有些地方甚至發(fā)生江西地方團練槍殺湘軍的現象。為了教育湘軍愛民，他親自編寫了一首《愛民歌》，教給廣大兵勇背誦遵守。這首歌從各個方面教育兵勇要愛護百姓，設身處地，通俗易懂，對湘軍士兵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作用。當時戰(zhàn)爭處于犬牙交錯、此漲彼消狀態(tài)，曾國藩從民心的轉化中看到了其中所蘊藏的力量，并且切實做到充分發(fā)揮與利用，成為日后勝利的根本。從這個角度來說，打敗太平軍的不是曾國藩與他領導的湘軍，而是當時的百姓。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又是太平軍不注重民心向背維護與爭取。

戰(zhàn)爭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災害，曾國藩心中非常沉重和痛苦。1860年“繁華甲于天下”的蘇州閶門外民房十馀里，先遭到金陵大營逃兵潰勇的焚燒劫搶，后又遭到太平軍的蹂躪，曾國藩戚戚心痛，發(fā)出了“兵猶火也，弗戢自焚，古人洵不余欺”的感嘆。并且說“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guī)П?，日以殺人為事，可為寒心，惟時時存一愛民之念，庶幾留心田以飯子孫耳。”戰(zhàn)爭使百姓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人煙”的現象比比皆是。這些在曾國藩的日記中都有記載。1863年4月22日，曾國藩在日記中記載：

皖南到處食人，人肉始賣三十文一斤，近聞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膩y如此，今年若再兇歉，蒼生將無噍類矣！

一次，陳舫仙告訴他，香口一帶，田地荒蕪，雜草叢生，家家都有餓殍僵尸，有的舌頭吐出數寸，有的口含草根，上百里內，沒有太平軍，也沒有百姓，一片荒涼的景象，到處有陳尸臭穢氣息。對這種現象，曾國藩發(fā)出了“蓋大亂之世，凋喪如此，真耳不忍聞也”的嘆息。認為“亂世而當大任，豈非人生之至不幸哉！”他對自己兄弟選擇了帶兵打仗這一職業(yè)感到悔恨，但是有沒有辦法脫離，因此要求自己與國荃從愛民角度多做些好事。他說：

吾家兄弟帶兵，以殺人為業(yè)，擇術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擾民、解散脅從、保全鄉(xiāng)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幾于殺人之中寓止暴之意。

愛護百姓，就要切切實實為民干實事，切切實實為民謀福利，讓老百姓得到實惠。由于戰(zhàn)爭、水旱災害等因素，當時銀價高漲，銅錢貶值，一石糧有的地方竟然征錢四千二百，甚至六千五百。百姓負擔沉重，對此曾國藩也心急，但是沒有切實的解決辦法。他的態(tài)度和出發(fā)點是：“能令小民少完一分，有一分之益；賤完一年，有一年之益”。所以他盡力在減免百姓錢糧上做些好事，以減輕百姓負擔。1861年，太平軍進入江西南部幾個州縣。當時正值農忙季節(jié)，百姓為了躲避戰(zhàn)亂，逃亡外地，土地拋耕。緊接著九江、南康等地發(fā)生嚴重水澇災害，“田廬悉為澤國，人民蕩析離居”，給脆弱的農村經濟加上了一層嚴霜。第二年，曾國藩專門組織力量清查受害地區(qū)情況，按照極重、次重、較輕、遭受水災四個層次，請求朝廷分別減免錢糧。這次請求使30個州縣地方受到不同程度錢糧減免。1869年、1870年曾國藩連續(xù)上奏朝廷，請求減免新安、河間、任縣、冀州、南宮、新河、隆平、寧晉、文安、永清、東安、武清、天津等州縣，積澇大洼地畝應征糧賦。攤捐是清朝的一大弊病。所謂攤捐，就是地方政府財政赤字，收入沒有著落，全部按照人丁數量平均攤派給地方百姓。江西從道光以來的攤捐款就高達215萬兩，這些錢全部要由百姓償還。在曾國藩的請求下，朝廷全部減免這筆爛賬。曾國藩重視戰(zhàn)后生產恢復，組織耕牛、種子幫助農民盡快開展農業(yè)為生產；采取特殊措施，鼓勵農民、退伍兵勇耕種荒蕪無人耕種的田土；開設粥廠，發(fā)放錢糧救濟難民，幫助他們渡過難關；采取減免鹽稅等優(yōu)惠政策扶植遭到嚴重破壞的鹽場恢復正常生產；對被脅迫參加太平軍以及投降的太平軍士兵，發(fā)給遣散費，讓他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