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這樣的疏，是很危險的，但是曾國藩業(yè)已“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矣”。他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風，其他個人得失都置之不理。他說：

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圣心日就兢業(yè)而絕自是之萌。此余區(qū)區(qū)之本意也?，F(xiàn)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于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于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qū)區(qū)之馀意也。

他將正風氣作為自己的理想與工作的入手點。但是社會風氣的形成，特別是朝廷上下、地方官府、國家工作人員工作作風的形成，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清朝官僚作風、世風的形成從康熙以來就逐漸滋長、蔓延，終于長成痼疾，不可醫(yī)治。其成形過程大致為：康熙末期，吏治松弛；乾隆、嘉慶時候，崇尚才華，讀書人好高騖遠；道光采取鎮(zhèn)靜收斂的辦法，以求改變浮夸的不良風氣，造成了墨守成規(guī)的風尚，視膽小退縮為謹慎，視柔順附和為恭敬。辦理公務則退縮、瑣屑；敷衍、顢頇。退縮，就是辦事互相推諉，不愿多做一點事，動不動就請旨，把煩惱推給朝廷，生怕自己承擔責任；瑣屑，就是斤斤計較，不識大體，眼睛只看細微末節(jié)而不顧全局；敷衍，就是只知道借改頭換面應付眼前，而不管日后的長遠利益；顢頇，就是指表面上裝模作樣，而內里的政務實際上一塌糊涂，給朝廷的奏章盡是粉飾太平的文字，并無一句觸及要害的話。

《預防流弊疏》送上去后，產(chǎn)生了很大的震動，咸豐非常惱怒，聲言要將他撤職嚴辦。大學士祁雋藻、左都御史季芝昌聞訊后立即上疏求情，講了一通好話，咸豐才平息了怒火，沒有處分曾國藩，但是也沒有完全接受他的建議，而且寫了大段文字辯解。雖然此次上疏效果甚微，但是他并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這個時期，曾國藩前后上了數(shù)道疏，包括《應詔陳言疏》、《備陳民間疾苦疏》、《條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疏》、《平銀價疏》，從皇帝的學習到人才的培養(yǎng)、考核、使用；從軍隊的改革改良到百姓的疾苦，從社會風氣到銀價的確定，各個方面提出了一套改革的辦法與措施。

隨著國內階級矛盾的急劇惡化，曾國藩的理想再一次發(fā)生重大變化，由過去的改革世風，轉變?yōu)椤爸T將一心，萬眾一氣者，或可馳驅中原，漸望澄清”，即挽救恢復國家安定局面、統(tǒng)一局面、挽救國家于既倒這一新目標、新理想。

進入19世紀60年代后，曾國藩逐漸認識到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差距，自強御侮成為他新的理想。這是理想的又一變。他積極主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引進西方制造機器，開辦制造局，制造輪船、槍炮、火藥，開啟了中國近代洋務運動，啟動了中國近代工業(yè)之旅；他派遣留學生到美國留學，組織人員翻譯外國科學著作，推動了西方近代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他積極籌劃中國海軍的建設與沿海防務，改變了中國長久以來注重陸地而不重視海洋防務的軍事思想，對中國近代海防建設具有開山祖的功勞。在曾國藩的積極倡導與強力推進下，清朝自強運動得到深入開展，出現(xiàn)了“同治中興”的良好局面，中國得到了一個相對安寧的發(fā)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