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杰伊·維爾納

安杰伊·維爾納| Andrzej Werner

生于1940年，電影與文學評論家、歷史學家，波蘭科學院文學研究院教授。他還是20世紀與21世紀文學系主任，以及戲劇學院講師。他還是這些作品的作者：《普通末日》、《激情與乏味》、《血與墨》、《電影十年：六十年代電影的文化危機》和《論約瑟夫·揚·什切潘斯基的寫作》。

什么理由足以讓演員穿上過時的服裝，用道具和布景在劇情片中重建過去事件的影子？在電影界，這個理由就是潛在的觀眾興趣：這一理由是不能否定的。但如何考量這種興趣，如何使充滿風險的不確定性盡可能地接近確定性？我們現(xiàn)在先不考慮純粹的商業(yè)計劃——在這種情況下，不管與歷史敘事的主題多么無關(guān)，只要加上大量的新奇之物，目的就能達到。提升觀眾興趣靠的是故事的文化敏感性，要將過去的時代與當前的需求聯(lián)系起來：對我們走過的道路展開爭論，對我們將走的道路提出質(zhì)疑。過去與當前在哪里、如何相連？能夠為所有不可避免的波折描繪出共同的方向，并由此為整個一系列的事件找到意義嗎？應(yīng)該在哪里找尋這種意義？紀錄片對過去的重建均具有記憶價值，但對于劇情片而言，情況并非如此。在劇情片中，再純真的再現(xiàn)也難免含有欺騙的成分。

這一類型的電影中，再現(xiàn)中的欺騙是不可避免的，盡管所有再現(xiàn)顯然不可同日而語。然而，事實真相是可以實現(xiàn)的。真相也許是一個非常艱險的概念，因為事實總是與各種闡釋夾雜在一起，因而具有相對不同的意義。然而，含有事實與事件的欺騙往往是易于覺察的；為了使文化領(lǐng)域的歷史影片具有意義，誠實依然是我們必須追求的目標。

1989年之前，在波蘭人民共和國時期，歷史古裝片尤其有吸引力。這是由于禁忌和審查造成的。每個“事實”或者“部分事實”都必須加蓋官方的特殊印章，或者至少與官方版本不矛盾。這個版本在一定范圍內(nèi)具有彈性，有時候被約束得多一點，有時候少一點；所有這些都促使人們對某一時代擠出了多少真相抱有興趣。人們有理由認為，波蘭人特別喜歡品味過去，仔細回想釀成的錯誤和做出的犧牲（以前是這樣，現(xiàn)在也是這樣），從中辨識出更深層的意義。但波蘭這個時期的歷史題材的電影，特別是基于二戰(zhàn)和抵抗納粹的影片，顯然不愿這樣為犧牲和英勇歌功頌德。這些電影追溯歷史和文化的傳統(tǒng)，質(zhì)疑了這些努力的意義，不是追捧公眾的觀點和對褪色的榮耀不厭其煩的回憶，而是反過來觸怒它。這就是昔日“波蘭學派”歷史題材電影的文化敏感性。

回歸和自我修正

回想波蘭人民共和國時期，回想審查制度之下無數(shù)的沉默，回想甚至不能被提及的悲劇和痛苦，回想那些空白——它們需要進入文化記憶之中，卻遭遇了極大的阻礙；考慮到這些，1989年后的自由就如同天賜良機，令電影能夠盡情討論在過去被禁止的重要主題。其中許多領(lǐng)域是被徹底禁止的（最主要的是蘇聯(lián)的罪行）；另外一些只能輕描淡寫，但代價依然很大。波蘭學派往往就有這類型的影片，并因此不清不楚地付出了很多代價。

瓦伊達的影片《鷹冠戒指》（1992）遭受冷遇，他表示，年輕公眾對歷史不感興趣，而只專注于他們身邊的有意思但短暫的事情。這是事實，但不是事實的全部。總體看來，盡管理論上此前被禁止的話題是具有吸引力的，但年輕人對它們的興趣的確是迅速降低了。昨日的事件，尤其是波蘭人民共和國時期的事件被貼了一個“考古”的標簽，只屬于一些古怪的瘋子（或者說，一些老年人）。瓦伊達（繼續(xù)堅持他的聲明）承認他的《鷹冠戒指》是波蘭學派某些傾向的延續(xù)，是超越《灰燼與鉆石》（1958）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