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三年，我被化療藥嚴重損害的身體一點一點地修復。但有些功能是無法復原的，譬如牙齒，雖然又長住了，但連菜梗都咬不斷，只有稀飯豆腐常保平安，一出差，別人熱情招待你，你卻眼睜睜看著一桌美味佳肴無從下筷。還有腹瀉，極頑固，偏偏又是人造肛門，稍不小心就會弄臟衣服被褥，故對出差就有一種畏懼感。一個問題尖銳地擺在了眼前：我還能不能當記者？

當記者，要深入現(xiàn)場，當記者，出差是家常便飯。病前，我一年有3/4時間外出采訪。但現(xiàn)在，我已不具備那樣的條件。不深入采訪就很難有精彩的報道，假如我重返崗位后報道的水平大失水準，還不如永遠消失，讓讀者記住我最光彩的時刻。

但我現(xiàn)在剛50歲，難道就準備長期領著工資不寫稿？是《光明日報》在我生命垂危時給了我最大的支撐，我就這樣報答報社？也許這樣做沒人會非難我——畢竟是從鬼門關回來的人嘛，但我自己能安心嗎？

說到底，還是個“名”字在作祟。名記者的光環(huán)就那么重要嗎？不當名記者，當一個普通的記者又有何不好？最重要的是，我已從死神手里奪得了第二次生命，百倍地珍惜和享受這來之不易的每一天、每一小時，盡量用它再做一些自己喜歡的、有價值的事——這才是生命的真諦。